强调文化的“杂交性”是后殖民主义的主题之一。在后殖民主义的视域中，文化的“杂交性”是反文化霸权的一项重要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通过强调文化的“杂交性”来解构东方主义，以及潜存于西方人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而达到反西方文化霸权之目的。本文对后殖民主义的“杂交”思想作了较详尽的评述，既指出了后殖民主义分析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局限，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揭示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当代价值。 一 在后殖民主义阵营中，赛义德和芭芭都非常强调文化的“杂交性”。赛义德首先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立场，采用文化的“杂交性”策略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他强调坚持文化的多元性、杂交性立场，并且把这一立场视为摆脱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赛义德在分析非殖民化中的文化抵抗时，主张打通东西方民族文化间的藩篱，实现东西文化的共荣共生、平等对话。在他看来，多元文化既坚持各文化的独立与平等，又强调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既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又反对对差异不加区分的笼统做法；既承认构成世界文化的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又反对一切文化敌对与文化压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他为这一多元文化观设计了一个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与边缘、不存在任何特权位置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位置点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与其他声音对话。用赛义德自己的话说，这个文化多元主义不应是“一个交响乐”，而更应是“一个无调的合奏”。在赛义德看来，一切文化都是混杂的、杂交的，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纠结，构成他所说的“重叠的领域、交织的历史”。他认为，在东西方文化杂交、平等对话的情况下，话语中的霸权不存在了，文化霸权主义也就没有施展的机会和场所了。文化霸权就在这一文化杂交的过程中和态势下被消解了。 芭芭对文化的杂交性更是赞美不已：美洲通往非洲，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相逢于澳大利亚，边缘替代了中心。美国伟大的惠特曼式的感觉中枢和沃霍尔式的爆炸，或克鲁格式的装置艺术，或梅普尔索普式的裸体进行了交换(注：转引自艾贾兹·阿赫默德《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芭芭不像赛义德那样仅仅在文化领域谈论杂交性，他还在“政治”领域来探讨这一问题。芭芭把杂交理解为“一种空间的开放”，所谓“杂交”，就是在构建一个“非此非彼”的新的政治对象。 芭芭在阐释杂交时，避开了简单的“否定”一词，而改用“谈判”。在他看来，使用“谈判”而不说“否定”，意在表达一种暂时性。正是由于话语的暂存性，矛盾和对抗各方之间的“谈判”不仅开辟了杂交场所，而且树立起斗争的目标，同时摧毁了知识和对象、理论和政治实践理由之间的对抗分野。他说：“我讲‘谈判’，是为了让人注意到政治运动中的‘反复申述’结构，这样的政治运动力图表达对立和对抗因素，但是不会以扬弃和超越进行补偿。”(注：霍米·芭芭：《献身理论》，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187页。)芭芭认为，西方霸权需要“反复申述”才能生效，才能产生政治化的民众，这一“反复申述”试图使非同质的社会以一种团结的集体意志、一种关于未来的现代形象来表征自身。但这一非同质的社会很难步调一致，因为各自的表征模式和时间性不同，而谈判恰恰提供了“居中作用”，它并不自相矛盾，而是在讨论过程中很好地展示其政治发布空间里的判断和认定问题。据此，芭芭推论出谈判的“两个好处”：第一，谈判消除了意识形态误识和革命真理之间的简单化的本质主义对立；第二，谈判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指涉对象和优先事项，并不在某种原本的、自然主义的意义上存在着，它们也不反映一种单一的或同质的政治对象，这些话语的优先对象无论是阶级还是性别抑或“新的种姓特征”，总是处在历史和哲学的张力之中，或者与其他客观之物交互指涉。 芭芭不仅使用“谈判”一词来阐释杂交，他还发明了“第三度空间”这一新词来说明他所谓的杂交性，从而进一步批判那种只是强调对立、对抗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芭芭赋予“第三度空间”以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在他看来，“第三度空间”的介入使意义和指涉结构成为一个矛盾过程，它摧毁了习惯上把文化知识显示为统一的、开放的、扩展的、符码的这面再现之镜，这样一种介入方式使我们对文化的历史身份的看法受到了挑战，我们曾经把文化看做一种进行同质化和统一的力量。芭芭把第三度空间看做文化差异发布的话语条件和文化差异表达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第三度空间的存在，才确保了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原本性的单一体或固定态。通过探索这个第三度空间，我们有可能排除那种两极对立政治。 芭芭认为，通过“谈判”，“第三度空间”所表现出的“杂交性”不仅有反本质主义的功能，还具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作用。殖民话语强调二元对立，对世界进行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一类的二元划分。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一方总是要控制、遏制另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而杂交则是要竭力改变、取消或是篡改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设定，它“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变成了‘既……又……’的关系，把对立面结合在一起”(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所以，杂交的过程既巩固又在摧毁着殖民者的地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奇特地发生着变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杂交的时刻”，被殖民者所重写的东西并不是对殖民主义原著的拷贝，而是在性质上不同的一个物质体，在那里，误读和不协调揭示了殖民主义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并否认它作为权威的在场。因此，对殖民权威话语的文本反叛被置于被殖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意义体系进行的质问中。正如贝尼塔·帕里所指出的，芭芭的理论使人们看到了那些时刻(“杂交的时刻”)，即已经被从根源上搅乱了的殖民话语进一步受到了它的话语客体的破坏的时刻；当殖民主义撰写的脚本由被殖民者表演出来，从而离间和破坏了殖民主义原作的时刻。这里的论点不在于被殖民者拥有殖民权力，而在于被殖民者用破碎的语言重新表达这种权力时对殖民文本的破坏，因而使权力的绝对实施成为不可能。被殖民者把自己从作为欧洲的非法和折射衬托的话语地位解放出来，使其进入“杂交”的位置，并由此而计胜、挑战和拒绝殖民当局(注：参见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236页。)。在芭芭看来，从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进行解构，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最后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颠覆也就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