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猎人来说，他布置的陷阱是清晰可辨的，也就是说，他确信自己不会掉进去——这也是他设置陷阱的基点；政治家布置的“陷阱”在设计之初也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到后来，随着情境的演化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他所不能预期的变化——则是无法设计的，甚至他自己掉进陷阱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人类认识不同于自己的任何东西时，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陷阱”(或某种程度上称认识的误区——既包括具体的视野的限制，也包括认识狭隘的限制)则是以不清晰始，又以不清晰终的。间或的清醒往往存在于某些批判性的哲学思考或事后的回味中，而且前者也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后者。那么，不同的文化——那些来源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习惯所构成的东西方之间的认识和交流中，“陷阱”就几乎变成某种客观性的东西，也是在人们认识普遍真理的旁边栖息着的姊妹。事实上，对它的任何程度上的忽视本身，就是对人类所追求的所谓真理的无知。正如伏尔泰所说，“历史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们的见证”。可以这样说，人类对真理的追寻本身就是并存着对真理和对自我误区(陷阱)的认识。 带着这样冷静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发生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带给我们很多另样的启示，最多的就是对“陷阱”的认识。比如，二元对立陷阱、修辞陷阱和普遍性陷阱等。笔者认为，在分析了殖民话语的陷阱后，我们正确的思路就是要在规避或正确认识所谓普适原则的同时，检讨自己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中心”和“他者”的正确解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运用适当的修辞手段进行某种修辞运动中形成我们自己的进行后殖民研究的视角，并由此开始看待和处置文化交往中的关系。 一、二元对立陷阱 由欧洲中心主义等所打造的后殖民坐标系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在萨义德的《东方学》[1]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笔者在这里将其概括为一种坐标系：坐标原点是有关东方的“原初类型”，横轴是东方学家有关有色人种的语言学、人类学和宗教原型的普遍真理(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东方学家……一直被看成是一个运用娴熟技巧制造总括性陈述的综论家。”“总括性陈述指的是，比如说，在对阿拉伯语语法或印度宗教形成一个相对而言并不复杂的观点的同时，东方学家往往被理解为(并且视自己为)在对整个东方作出陈述，并借此而对东方进行总体性的综合。因此，对单个东方事物的每一具体研究都将以总括的方式同时确认这一事物内在具有的总体东方性。”[1](P326))，纵轴是东方学家个人神话和困惑(注：“某一个体相信能够使自己的观念甚或自己之所见，服务于对被大家普遍认定为属于东方或东方民族的整体现象进行某种‘科学’解释的急迫需要。”[1](P305))。如此，在横、纵轴的共同作用下，“东方”在坐标系中划过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曲线。也就是说，在现实表述中的“东方”变成了扭曲的东方，而在东方学的运作传承中，“东方”被时时还原为阐释性的原初类型，以作为不同时代东方学的标记和开启下个时代的东方学家的工作。在这样的坐标中，现实的东方是隐性的，在场的东方是表述意义上的东方(注：“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一个专业，作为一种专门的语言或话语，东方学将赌注压在整个东方能永久长存上面，因为如果没有‘东方’也就不会有‘东方学’这种连贯的、可以理解的、被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东方属于东方学。”[1](P305))，横轴和纵轴都努力朝向现实的东方，然而，“机制”的运作结果是，所有的努力只面向虚拟原点作真正的开放(注：“东方学所起的概括和归纳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一个文明具体鲜活的现实转变为体现抽象的价值、观念和立场的理想类型，然后再回过头去在‘东方’寻找这些类型并且将其转化为通行的文化货币。”[1](P322))。因此，在所有的这些努力的同时，“东方”始终沉默着。在这样的关系下，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前殖民地国家很可能就在来自横的和纵的力量的作用下，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某种合力后的样子——某种光滑的自动上升和下降的曲线。他们就在从“西方隧道”中透过的光亮中做舞蹈状，并作为某种“站点”而为“西方”的延伸添加油料。横轴—纵轴，现实东方—虚拟东方、期待性东方—期待视野下表现出的东方，等等，构造了殖民话语一系列二元对立的陷阱。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很清楚：“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20)当西方的殖民者运用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等试图归化土著人的时候，他们从19世纪黑人机会主义发展观的代表——亚历山大·克拉梅尔身上似乎看到了阶段性的成功：极度贫困造成文化发展视野的短浅；当领地殖民结束后，西方看到，即使西方的军事存在已经撤退，但殖民历程造成的对西方的向往、文化的崇拜等似乎比以前领地殖民时期表现得更强烈、更直接，以至于感动了西方自己，出现西方意识形态自我的狂欢，最终导引出福山自负的“历史终结”论。事实上，西方正是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观念——或称意识形态所迷惑并屈从于其想象的威力之下了。而当前“东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关于西方意识形态对东方渗透的担忧也在呼应、加剧着这种人为思想控制的假象。殊不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P19)；“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P20)。因此，东方不是从文化、意识形态这种个性化较强的东西，而恰恰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东方、前殖民国家人民的触动或震动，使他们对自己原来生存方式的意识发生变动，从而开始了对自己的实际生活过程的改造，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实的同时，把改变了的思维用思维的产物——对西方文化、文明的喜欢、崇拜、追逐体现了出来。 “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P5)因此，西方从对外殖民开始，或者说从工业革命成功开始，就衍造出了一系列的观念，包括宗教信仰、文明、文化、发展，等等。当他们接触到“落后”的民族和地区之后，很自然很迅速地就在自造的那些观念下搭建起关于宗主国—殖民地、西方—东方、白人—黑人的二元对立关系框架。他们的一切行动，包括现实的物质关系交往、精神文化的外显，都在此框架下发展、扩展。 而东方，前殖民地人民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相对自足的、愉悦的、平衡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和文明，并在它的框架内繁殖、发展。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带来的一切反映在精神方面的西方文明成果，对当地来说都是陌生的、新奇的。但强权下的土著没有选择，他们被遽然剥夺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被投入了一个个体不幸汇成种族、民族不幸的深渊，开始了由被动、反抗到消极接受，以至到最后适应、习惯到离不开的漫长经历。在这个经历中，事实上经历的是从适合自己的原生的生活方式向他者的塑造出的生活方式的过渡，从被意识到的存在状况的剧变中产生了意识的巨大断裂。在这个裂缝逐渐加大并无法弥合的过程中，自我生存状况的实际水平和创造这种生存观念所应体现的或幻想自然体现的生活(物质、精神)方式之间巨大的反差，又使殖民地人民从物质低下的深渊跌入精神幻灭的深渊。正如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描写的黑人小女孩儿的梦想，以及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的混血儿女人对纯种黑人男人的厌恶，等等。现实的一切如巨大的幕布被西方的力量飞速地扯去，而虚幻的一切海市蜃楼让失去根基的人在急剧的坠落中感受到的只会是痛彻心底的怒吼……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2](P5)。而对这种思想统治，需要从两个方面(角度)来进行反抗、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