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文化论战是继东西文化论战之后而起的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又一次论争，涉及 面广泛而且内容错综复杂。在论战发生后不久，资料文本就已有了收集整理，关于论战 的人和事也见诸各种思想史论著。专题的研究，亦引起学界的兴趣。(注：参阅美国耶 鲁大学J.H.Cole:“total westernization”in Kuomintang china:the case of Ch'en Hsu-ching，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vol.XXXIV，1979-1980；夏威夷大 学William Mark Zanella:China's Quest for a Modern Culture:The 1935 Debate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Dissertation.Univ of Hawaii，1985；孙广德：《“中国 本位的文化建设”争议之检讨》，《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三册，台北，该集 编辑委员会出版，1984年；郑师渠：《“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史学 月刊》1988年第3期；陈崧：《30年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历史研究》1991年第2 期；马克锋：《试论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宝鸡师院学报》1987 年第4期；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1928—1937)》，台湾 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3年。)本文不打算对1935年文化论战的过程重作描述，而试图对其中的 一些问题，如本位文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两派的论争、胡适对文化 交流的影响及文化论战的时代特征，加以细致探讨，以期达到与史事更为贴近的认识。 一、台前与幕后：“本位文化”的意识形态背景 1935年1月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目的，已经见到多种说明。其 一，1935年6月何炳松说，“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 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我们的宣言假使能够激起主张这两种动向者再能各加一番 反省的功夫，那我们的目的就可算达到了。”(注：何炳松：《序》，马芳若编：《中 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出版。)其二，1935年8月樊仲云说，发表 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是“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其意义是等于创造中 国今后的新文化”。(注：樊仲云：《编者序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上 海，文化建设月刊出版，1935年。)但在作这两种说明时，论战犹酣，本位文化派正疲 于应付，因而这两种说明，较之宣言本身，在态度上有所收敛，内容上更加空洞。其三 ，王新命在1957年出版的《新闻圈里四十年》中，谈及宣言发表的时局：1934年，国民 党的统治相对稳定，日本的侵略暂时放松，中共武装斗争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威胁 解除。在这种形势下，是年年底，“孙寒冰、章友三(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这些人， 都约我(指王新命——引者注)商谈发起一个文化运动的事。”(注：王新命：《新闻圈 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419—420页。)这一篇文字说出了宣 言产生的政治背景，但直接因素语焉不详，一些细节颇多错误。 而叶青在多年以后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真正披露了《宣言》发表过程的不少详情。 事实上，叶青对于这篇宣言的重要性，超过了十教授中的任何一位，在宣言发表前的三 次讨论聚会，叶青都参加了，并且对宣言的主要思想发表意见最多，被采纳的也最多。 宣言的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出自王新命，经叶青建议后作了大量删节：第二部分是由 叶青提出来的，试图“由历史分析提出宣言底必要性”；第三部分的主要思想，如“以 此时此地底需要”作为中国本位之解释，提出“批评态度”、“科学方法”以及“检讨 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提法，都是叶青的主张。据叶青所言，他们发表这一宣 言的出发点，是要宣布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注：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 >发表经过》，《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 基于如此抱负，《宣言》的发表确实费了一些心思。《宣言》的文本先后进行了三次 讨论，推定当时担任上海《晨报》总撰述和主笔、文采较好也写得最快的王新命撰稿， 经多人讨论后修改。王的文采，使文本在语言上极具感染力。在发表时间上也作了精心 安排。陈高佣主张，宣言的发表必须定在1935年的1月10日，理由是：“这样才好把宣 言称为‘一十宣言’，以与五四运动对象。”在署名问题上也作了有意的安排：签名的 人数，不能太多，以10人为宜；签名人的身份，应当有相当名望，而且“尽量找教授， 不必找政治中人，以显示宣言底民间性和文化性”。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除王新命 是《晨报》总撰述外，何炳松、孙寒冰、章益、陈高佣、樊仲云，都是各大学的专任或兼任教授，后来被拉进来参加签名的4个人，陶希圣是北京大学教授，萨孟武是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山是中央大学教授，武堉干是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而对于宣言贡献最大的叶青不参加签名，叶青说：“要分工，你们签名，我不签名，才好以第三者立场写文章宣扬这个宣言。”(注：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发表经过》，《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 十教授宣言的发表，通过叶青的灵魂作用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政治意图。这一宣言的 发表，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对于文化方面总政策的厘定，或者说是其文化意识形态的确认 。在此之前，国民党CC系已经开展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文艺界，借民族主义之 名，为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铺垫。1932年，CC系又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使“一 般人于最短期间及普通知识范围内，得以窥见过去中国的一切科学材料，共起而光大之 。”(注：陈立夫：《科学化运动与民族复兴》，《陈立夫先生言论集》第一辑，无出 版地，1935年，第71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开展，即是对于各方面活动的整 合，系统地提出国民党的“中国本位论”，既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与中央不统一的“复 古”，又针对思想界与国民党思想统制相背离的“激进”。这一宣言，“系统地将北伐 后国民党所奉持的‘中国本位论’广泛地介绍给国人。自此，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就 增加了一派——本位派或本位文化派或中国本位派。此外，国民党有关文化建设或中国 现代化之理念或意识形态，也因此一运动的出现，而由早期片面的、较不稳定的，进一 步趋于完整而定型。”(注：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192 8—193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第325页。)只是这一派 是和政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体现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