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某些学者曾做出过“后现代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的断言。实际上并非如此，一种与福柯和德里达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即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生成力和生命力。现代性及其西方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问题的出现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致力于解决的根本课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并依据生物学的最新成果，对机械论的还原论进行了质疑，它还同时反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法，由此而促使人们重新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考虑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对于现代人摆脱所面临的文化历史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曾经在《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一文中谈到，“复杂性与多样性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1〕。 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等人近年来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只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与以罗蒂、霍伊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相比，格里芬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讨论问题的。而罗蒂和霍伊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则主要是从哲学的层面讨论问题的，所探讨的问题域也宽广的多，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包括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双方在“富有建设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正是这一点，将它们与否定性的或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 为确保“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不再发生，为确保思想霸权、方法霸权永远不再建立，为“使王位的空缺成为常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对建构一种新哲学、新思想体系和新的世界观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自己在批判对手的同时又重犯对手的错误。这使它多少具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相对而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胆子便大的多，也更富有建设性，它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积极寻求重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颇有点乐观主义精神。伯姆教授的下面一段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秩序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2〕 一、存在的依据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问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生成力和生命力。这不免使有些学者的“后现代主义已成强弩之末”之类的断言显得有些草率。判断一种思潮是否即将完结，是否具有生命力其实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是否有思想。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后现代主义便会发现，后现代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与我们人类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它思想到了现代性的局限性并试图用一种新的思想超越它。 格里芬曾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3〕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绝非是危言耸听。 想一想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想一想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病态世界：“土地越来越贫瘠，天空弥漫着烟雾；河流充满着污染”，便会觉得他们所言是持之有据的。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个世界的病态不仅表征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表征为精神文明的衰落，表征为人的心灵的被毒害。莫诺认为，与自然环境的破坏相比，人的精神文明的破坏是“一个更阴险、更深层的罪恶”。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人象吉普赛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这个世界听不到他的音乐，无论对于他的希望，还是对于他的痛苦或罪恶，这个世界都无动于衷。”这自然涉及到“生命的意义”问题。 现代主义将意义世界的塌陷归咎于后现代的怀疑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正是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则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他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按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所谓的“现代”世界观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它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正如莫里斯·伯曼指出的那样，“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4〕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信对于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它比以往任何运动揭示的都透彻。它志在超越这个现代性。理由有两点：其一，从事实上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体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其二，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上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用威利斯·哈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