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罗蒂对分析哲学及其哲学家的评价都是以实用主义为立足点的。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是在吸收后期分析哲学家的良好成份，加上对实用主义、解释学的继承逐渐形成的。这种哲学文化观总的来说是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 关键词 罗蒂 分析哲学 后哲学文化观 本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罗蒂本是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佼佼者，但时隔不久，分析哲学在长期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令罗蒂难以在分析哲学内部作出回答，他逐步走出分析哲学的圈子。结合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思想，对分析哲学进行再认识，并以其独特的思想自七十年代以来逐步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观”。至今，“后哲学文化观”已颇具体系，它涉及的范围广、内容丰富，对当代哲学无论是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文旨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分析哲学与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观”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考察，如：在建立“后哲学文化观”的过程中，分析哲学在罗蒂的心目中有些怎样的变化？“后哲学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及它是否抛弃了分析哲学遗留下来的形而上学残余？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文化观，“后哲学文化观”为哲学发展指引的道路意义何在？ 罗蒂评分析哲学 形而上学问题自分析哲学兴起以来一直是分析哲学家力图批判的，“拒斥形而上学”是分析哲学的口号。逻辑实证主义想尽办法消解形而上学问题，可是，随着对分析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消除形而上学问题的过程中，逻辑实证主义者到处都遗留下形而上学的残余。对此，国内外学者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言。 分析哲学家内部意识到了形而上学残余给分析哲学运动带来的困境，一些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蒯因试图从分析哲学内部进行彻底改革，进一步清除残余的形而上学问题，摆脱困境；而罗蒂则期望走出分析哲学的圈子，寻求新的出路。他从一位分析哲学的实践者变成一位分析哲学的批评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分析哲学的看法是变化的，在了解他的“后哲学文化观”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他对分析哲学的看法，从中考察这一过程对“后哲学文化观”的提出有什么影响。 “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缓慢死亡是和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相应衰落并行的，两者的崩溃又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整体论和解释学之间对继承权的竞争。”〔1〕在其中，罗蒂属于解释学一派， 他结合了实用主义传统与自狄尔泰以来的解释学传统。既然罗蒂哲学是逐步地有了他自己的特色，也就有可能看到他逐步因角度的变换，即从局内人到局外的角度来对待分析哲学所持有的观点。 对早期分析哲学，确切地说对逻辑实证主义，罗蒂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好感。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分析哲学一开始是一种科学崇拜，因此是一种迟到的19世纪实证主义。”〔2〕虽然罗蒂受教于卡尔纳普等早期分析哲学家，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并不喜欢。在《语言学的转向》的长篇导言中，罗蒂提出了两个问题：一、语言哲学家关于哲学本性和哲学方法的陈述的真理性是否不依赖于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论题？二、语言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的成就是否的确拥有相当清楚明白、因而被一致接受的标准？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论证，罗蒂得出结论：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远远不是没有前提的。分析第二个问题的结果是逻辑实证主义对哲学的成就有清楚明白的标准，但对如何确定排除哲学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标准。〔3〕从这两个问题中得出的结论预示着罗蒂走上了背离分析哲学的道路。 后期分析哲学家蒯因、塞拉斯、后期维特根斯坦及戴维森等人的思想在罗蒂的眼中显然与前期分析哲学的不同。后期分析哲学家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使他们获得了自称为实用主义者的罗蒂的大加赞赏。分析哲学出现了新动向，罗蒂认为“分析哲学在蒯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了顶峰，就是说，超越和取消了自身。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正确地模糊了实证主义在语义的与语用的、分析的与综合的、语言学的与经验的以及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区别。”〔4〕 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后期分析哲学家与罗蒂的共同目的，其各自的成果当然也就可以共享了。罗蒂认为，在后期分析哲学家的努力下，“分析哲学现在已经超越了其实证主义的起源，而达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语言和思想观。”〔5〕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初教义在罗蒂看来被逐渐“实用主义化”了，詹姆士和杜威“早已等在分析哲学所走的辩证道路的尽头。”〔6〕 事实上，罗蒂对分析哲学及其哲学家的评价都是以实用主义为立足点的。罗蒂认为后期分析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意义深远，“逻辑经验主义是标准的、学术的、新康德主义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一个变种。我们不应当以为那些主要的实用主义者对这个变种提出的一种整体论的修正，而应当看作是与康德主义认识论传统的彻底决裂。”〔7〕象蒯因这样的整体主义者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远不止是一种修正，而是一种根本上的变化。蒯因和维特根斯坦“强调符号和思想对上下文的感受性，也就是把语言和思想不是看作准事物而是看作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交点。”〔8〕这种整体主义以一个关系网络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罗蒂对蒯因反对分析与综合区别的论断也是支持的，他同意戴维森的说法：“蒯因摆脱了分析——综合的区别，从而拯救了作为一门严格学科的语言科学。”〔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