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 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 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 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入大大 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注：罗素《中西文明比较》， 引自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 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 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 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了说明“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发展”，本文打算先回顾一 下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看看是否对西方哲学的传入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1)由西汉末 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 ，开始相当长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在中国实 有这类相似的思想，故佛教可依附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而 分成两大系在我国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 阴持入经》等已译成汉文。或讲呼吸守意，而与道家、神仙家相类；或以“五阴”(即 五蕴)配“五行”，“五戒”配“五常”，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这些附 会之说自与佛教不相牟合；二为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支娄迦谶一系认 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此已见受老庄思想之影响 ，而渐依附于魏晋之玄学。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之“ 空”、“有”问题与之颇相接近。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之分，但其讨论的 基本问题仍是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辨。而僧肇之《肇论》既是魏晋玄学之总结，又是 中国佛学中国化之初始。(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 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今 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争论的问题有“沙门应否敬王者”、“神 灭、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夷夏之辨”等等，且此时期佛 道两教的争论则更为激烈，如有“老子化胡问题”、“轮回与承负问题”、“神形与生 死问题”等等。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也在互相吸收着。特别是道教大量吸 收了佛教的思想，而佛教则容纳了儒家思想的若干成分，此时已有儒士而信佛，如刘勰 ，道士而立佛道二堂，如陶弘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存在着中国朝野对外来佛教 文化，采取的是吸收、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抱着欢迎的态度。(3)自隋唐以后，印度 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 经数十百倍”。同时中国文化又深深地改变着佛教文化的形态。特别是在儒、道两家的 影响下，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在心性问题上融合了中 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天台甚至吸收着道教的某些思想，而华严和禅宗无论在内容与方法 上都与老庄思想(如“任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宋后，可以说印度佛教完全融 化在中国文化之中(此时印度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断绝)，形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西方文化(景教)早在唐朝已传入中国，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 逐渐消失，而元朝的也里温可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文 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这时的传 教士采取的策略是使基督教附会于原始儒家思想(如利玛窦)，而中国之士大夫除个别人 (如徐光启、李之藻)皈依了基督教外，绝大多数士人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或以中国 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来了解基督教，或欣赏西方的奇巧技艺。这点从某个方面看有点 像佛教传入之初。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中断。19世纪中叶随着西 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百多年的“中 西古今”文化之争。 清末，“中体西用”开始曾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尔后随着某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 较多而逐渐有所改变，其中介绍西学最有力者为严复。民国以后，“中西古今”之争仍 然不断，袁世凯称帝之前有“孔教会”之建立，以儒家思想排斥、批判西方文化。其后 于1915年始有以杜西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青年》杂志的争论 。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有胡适与李大钊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五四运动前后 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论战之高峰。以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 主义派和属于实用主义阵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胡适联合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五四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力，自然也会引起 “中学”的反击。当时最著名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一是梁启超，一是梁漱溟。梁启超 的《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科学的批判虽有广泛的影响，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回应。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 论战，这次论战表面上看来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对 “中学”(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宋学”)的胜利告终。但其结果造成了陈独秀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派的分裂。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问题实际上 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实用主义改良派和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发生 在20年代末的“哲学问题”论战和其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都表现 在“中西古今”之争。1935年，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再 次掀起大规模的“中西古今”之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中西文化论战 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发生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和维也纳学派洪 谦教授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这些也都反映着哲学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