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2-0114-05 艾略特·杜茨奇(Eliot Deutsch)在《文化和现代性：东西哲学视野》中指出：“很久 以来，人们就认为解释对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文化分析或人种研究的成果也 是关于社会群体生活的文本。”[1]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就是解码作为思想主体的人与文 化的关系。在欧洲现代和后现代知识话语中，文化身份认同都受到同一原则和差异原则 的支配。然而，这两种原则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身份认同中支配地位的变化决定了现代 文化身份认同与后现代文化身份认同的区别。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一文中论及了认知文化身份认同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2]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文化 身份认同是预设的，扎根于真正的集体“自我”，以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特征。文化身份 认同超越现实和历史，趋向同一和永恒。相反，另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文化身份认同受 历史、文化和权力游戏的制约，随异质文化间力量的转换而不断地分裂并重构。其实， 第一种方式根植于以相似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特征的同一原则，是一种诗性建构。后 者却是以断裂、分裂和动态为特征的差异原则为基础，以政治关怀的姿态反对文化霸权 ，强调差异，是一种政治性建构。按照巴赫金的观点，前者体现出向心力，而后者却是 离心式的。 福柯在《词与物》(1966)(英译名为《事物的秩序》，1973)中分析了支配现代知识型 的同一原则。他认为，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属于现代知识型。人横空出世，占 据了词与物之间的位置，开始在知识型中占一席之地，因此古典时代的再现知识型强调 的词与物之间的对应秩序被打乱。人首次成了有限世界中被关注的焦点。“现代人—— 那个可依靠身体、劳动和言说把握其存在的人——被视为有限存在中的实体……现代文 化能构想人，因为它能设想一个以人为基础的有限世界。”[3](P318)在现代知识型中 ，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具有了时空界限，人和文化具有了历史性和空间性。相应地，强调 同一而非差异的现代思想用重构的同一体来消弭充满差异的现代世界中现代人的分裂危 机，“……因为现代思想再也不趋向开放的差异结构，而是力图一劳永逸地揭开同一的 面纱”[3](P318)。 让差异在同一中销声匿迹，以古典文化中人的理想原型反观分裂的现代人，在超越现 实的乌托邦世界中实现现代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这是欧洲启蒙和后启蒙理念的宗旨。哈 贝马斯认为席勒是同一原则驱动下解构现代性、重构现代人的第一人。[4]从1793年开 始构思、1795年完成并首次刊登在《季节女神》上的《美育书简》是德国启蒙传统中第 一部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著作。席勒认为，现代人的形象体现出感性和理性的分离 。惟有艺术审美乌托邦才能弥合现代人的分裂，因为源于艺术的游戏冲动能调和情感冲 动和理智冲动的分裂。在审美乌托邦中，人“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更高的必然 法则化解了自然法则的物质束缚和道德法则的精神禁锢”[5]。席勒显然受到了康德《 纯理性批判》中的理性认识论的影响，将人的理智经验上升到游戏冲动隐喻的同一审美 乌托邦。席勒审美关怀以启蒙思想惯用的二分法为基础，在超验的同一乌托邦中重构现 代人的自我形象。黑格尔的哲学思考也体现出启蒙思想构思的同一世界。在《意识哲学 》和《精神现象学》(首次发表于1807年)中，黑格尔精雕细琢出人意识发展的等差序列 ，意识借理性之力趋向绝对精神。他在《意识哲学》中说：“关于理性的本质、纯粹真 理是理性导致主体性、客观性和普遍性相互认同。因此，此时真理的普遍性本身……就 是普遍的，渗透并包含着自我……”[6]黑格尔对启蒙时代诊断后开出的药方是绝对理 性——具有整合差异世界之力的理性。[7]对黑氏而言，理性能澄清、瓦解生活现实， 同时又能重构现实。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启蒙自由—人文主义思想是启蒙思想同一理念的延 续。正是基于同一原则支配下的后启蒙理念，他们大胆质疑民族国家英国的大规模工业 化和殖民强国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侵略，剖析被工业化和殖民事业捣乱了的社会生活秩 序。马修·阿诺德和托马斯·卡莱尔深刻地批判了边沁实用主义的泛滥，工业化的咄咄 逼人之势，他们希望借文化之力消灭混乱，整肃工业化英国的社会秩序，挽救处于精神 危机中的现代人。这样，阿诺德的文化乌托邦取代了启蒙时代康德的审美乌托邦和黑格 尔的理性同一体。 后启蒙自由—人文主义也被用于解决与海外殖民遭遇相关的文化差异问题。后启蒙进 化人类学观认为，不同种族的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构成“伟大的存在之链”。整个人类 文明史就是一个连续、递进发展的进程。白种人位于人种进化之巅，欧洲文明是人类文 明所能达到的顶点，也是反观其他非白种文明的一面镜子。这样，属差异世界之一端的 欧洲人和欧洲文化被赋予了普遍性。自由一人文主义的人类普爱精神被用来重构欧洲殖 民主义与殖民地本土文化间的差异，对与欧洲白种文明对立的落后、黑暗、野蛮的非白 种文明进行分析、归类。以阶级、民族和种族为底色的后启蒙文化身份认同浸润了白人 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很难将其具有的阶级偏见与种族偏见分开。罗伯特· 扬在《殖民欲望》的《文化的复杂性：阿诺德的人种政治》一章里对阿诺德的《文化与 无政府状态》中的希伯莱主义和希腊主义进行了后殖民话语式的重读： 《文化与无政府》这部颇具影响的英国文化批评奠基之作以种族差异为基础来确定文 化的力量和历史。因此，它重新彻底地确定并置换它所描述的动荡不定的社会场景中存 在的明显的阶级冲突。阿诺德在他所揭示的四个阶级之间的抗争与种族间抗争的历史之 间划等号……他将不同阶级利益产生的冲突变成内在的种族冲突，将他生活时代围绕特 定政治事件的斗争——改革，爱尔兰自治和妇女的地位——置换成种族间的历史宿怨。 [8] 现代文化身份认同力图整合的另一对差异是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文化身份认同就是在 客观自然世界和人性自然两者之间不断进行自审。文化是自我，自然成了他者。文化成 了欧洲、中产阶级、白种人澄清种族间差异的一种策略，将阶级、种族差异转换成普遍 、永恒的范畴。任何与欧洲式文化身份认同冲突的事物都被排斥，被塞进他性的自然。 自然成了颇具消极性、破坏力的一个能指符号，游离于中产阶级、欧洲和文化之外。海 登·怀特在论述19世纪“野蛮人”这一观念的历史意义时就指出了19世纪欧洲思想界对 人性的消极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