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4)02-0064-07 60年代，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质疑权威、质疑科学主义、质疑结构的思潮。这个内 容庞杂、主张繁多的思潮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其实要真正问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 么，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它本身也没有打算让人说清楚，因为要是能说清楚，那不就成 了它所反对的“现代主义”了吗?但是，还是有一些学者试图对它作一个总结和评估。 莱顿(Robert Layton)认为，总地说来，后现代至少在表现上来看似乎有四个方面的强 调，即质疑权威，尤其是西方白种男性的权威，质疑宣称能得到完全代表真理的知识的 科学主义，质疑集体意识的存在，质疑文化研究中“象牙塔”的存在，凸显出写作的政 治这个问题。(注：Robert Layt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4～186.)显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诉求就是 要“质疑”，也就是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这种思潮的影响遍及几乎所有的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科，其对文本的关注在文学、法律、语言学等研究中引起了对现代西方文化 社会知识产生的过程的全面批评，关键话题就是文化撰写的问题，兴趣点则从传统的语 言理论转向了修辞研究。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宪这样来描述文学领域中的后现代表现：西方的传统文学理论是 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转向，即后现代转向和文化转向。前者为后者提 供资源，无前者就无后者。两者融合为一，就是后现代文化转向，即当前的文化研究。 它有几个特点： 1.事物本质永恒不变的观念受到怀疑。 2.价值中立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被凸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代西方文 学理论日趋多元化。 3.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 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语言的自然属性遮盖了其中包含的差异性、阶级性。 4.由于真理总是相对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人人认可的 意义，意义受制于特定的语境。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 产物，是一个过程。 5.由于相对主义观念，人们不再追求什么总体性的理论了，宏大叙事衰落，小叙事兴 起。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与人类学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质疑是基调，解构是手法，政治 被凸显。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受了人类学的影响才逐渐走 向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道路。(注：文化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N].光明日报，2 001～05～09.) “写文化”大论争 六十、七十年代，在结构主义盛行的同时，人类学出现了同样源于后现代主义的三种 自我批评倾向(其中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和阐释学的影响)： 1.反思人类学的传统田野工作调查实践、关于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及其作为一种社会科 学方法的地位。 2.批评人类学在处理与传统部落(殖民化的)关系的主题、与它自己的调查过程和学科 史有关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系统性社会不平等和权力的课题时，表现出 的不敏感或无能，这尤其表现为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关系的质疑。 (注：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in David Levinson &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 4.New York:Henry Holt Company,1996,PP1384～1385.) 3.阐释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概念对欧洲哲学(尤其是阐释学)及对传统观念和传统民族志 写作的影响，重新进行深度的理论探讨。(注：G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中文译本有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一些人类学家在思考这些质疑的时候，痛感学科的认识论危机，试图通过对西方学者( 尤其是在殖民时期)的非西方文化民族志描述的重新分析和评论，得到对文化表述本质 的深层认识。他们希望这样能找到某种方式回应学科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丧失了描述异 文化的权威，以及一度被认为是“客观”的文化描述受到质疑。他们主要探讨了民族志 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跨文化描写中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通过这些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变 革和创新民族志创作的方式。 后现代思潮在一些人文领域所肇始的批评继续向人类学领域扩展和延伸，与人类学内 部业已存在的理论趋势一拍即合，以致推动形成了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大 论争。(注：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 4.PP1386.)1986年相继出版的两部论著在这场大论争中影响极为深 远，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在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在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即论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注：James Clifford,Geo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