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4)03-0046-50 问题的提出：国家安全决策与战略文化 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战略决策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不仅是战略决策者们直面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学者们探讨的永恒议题。西方传统的战略学一般认为战略决策是基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考虑，决策者以客观环境为归依，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做出判断，进而制定适当的国家战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一直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 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假定，国家在功能上是追求效用最优化的无差别实体，而效用一般定义为以能力和资源所代表的权力。因此，只要资源和条件许可，国家的行为就是要不断扩大其能力，以求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取得相对有利地位。国家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这些非历史、非文化的客观变量，如地理、能力、威胁，特别是由物质能力分配而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注：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尽管在战略决策研究中，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决策的知觉(或知觉错误)，(注：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但这些总体上只是对新现实主义分析框架的补充，新现实主义基本上没有为战略决策的战略文化方法提供理论空间。(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决策精英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基本上只考察国家的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分配，这种能力是物质的，由这种物质能力分配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也是物质的。结果，观念、文化类因素在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完全忽略。 随着70年代以后国际安全环境的相对缓和以及国际政治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出现的“文化”现象一样，文化研究也渗透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领域，战略文化方法因此应运而生。研究战略文化的学者们认为，战略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物质环境为归依的理性取向，而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局限之下的行为体现。正如美国学者伊萨克·克莱因所指出的，战略决策是对战争的一种主观判断，因此不同的军事组织、国家或民族对待暴力、战争的方法都各有不同，而形成战略思维多元化的现象。(注：Yitzak Klein,“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Comparative Strategy 10:1,pp.3-24.)军事决策者们赖以制定战略之种种不同风格的信念，就成为战略文化的研究目标。从事“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战略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军队的战争行为提出更全面的分析。一般来讲，战略是政略的延续，但文化的因素就像藏在决策思想中的一面三棱镜，对客观环境加以分析，透过光谱将军事与政治目标相联结，演化出适当的战略。(注：曾瑞龙、郑秀强：《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文化”理论：一个拓展中的学术领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24卷，第4期。) 战略文化方法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发展与新现实主义本身不能有效解释、预测国际社会的变化有关。冷战结束以后，新现实主义曾经预测，美国可能凭借它作为惟一仅存的超级大国地位重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俄罗斯可能会由于权力的衰落而一蹶不振，中国可能会崛起而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对手。特别是，新现实主义预测冷战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国和日本，必将在后冷战时期根据自己的权力确定的战略利益，自信地调整其外交政策，实现它们的所谓外交正常化。(注：See 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uc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Issue.1,2002,p.89 note 6,note 7.)例如，德国学者米切尔·斯图莫尔认为，冷战后欧洲的发展把德国置于欧洲大陆地缘战略的核心位置，诱使德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目标的明确性和手段的可预测性。(注：See 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uc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Issue.1,2002,p.89 note 6,note 7.)但是，经过冷战结束后10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新现实主义根本没有正确预测主要事件(如体系变革)，也没有在一个变化了的新的国际体系中描述国家安全政策模式。例如，美国尽管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有新的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放弃多边制度框架，基本政策取向还是通过利用现有的多边、双边制度维护美国的霸权；俄罗斯尽管权力衰落，但从没有放弃作为世界大国的抱负；中国虽然权力不断增强，但无意于挑战美国的霸权，强调要和平崛起，做负责任的大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冷战的结束虽然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德国仍然坚持在欧盟框架内发展自己，坚持“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的身份，日本更是不断巩固和发展冷战时期确立的“美日安保机制”。所有这些，新现实主义无法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作为替代，战略文化方法就是一种兴起于冷战时期，并在冷战后呈现积极发展态势的新的理论范式。 二、战略文化研究的议程：历史的考察 根据美国著名的战略文化研究专家江亿恩的划分，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代。(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以下本文以此为线索，侧重于从战略文化的起源、战略文化的功能来考察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