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25-08 传媒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集中表达了文化领导权重建的事实，或者说，传媒一体化时代的终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但是，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经验的完全放弃。文化领导权的重建，仍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文化传统的惯性延宕，一是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传统在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在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功能。但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作为世界性的时代潮流，也具有解构传统、建立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下中国呈现着三种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 1.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无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有统治或整合公民意志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持续表达过程中，变为“社会无意识”。用弗洛姆的看法，“社会无意识”是由社会的过滤器(语言、逻辑、“社会禁忌”)造成的，而“社会禁忌”的标准又是由社会意识形态确立的。意识形态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宣布某些表象和观念是危险的，并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表象和观念达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阿尔都塞则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并不是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谁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1](P357)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形式，其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它必须限定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之内，去满足社会对文化的需要。在今日中国，就文化领域而言，“主旋律”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它以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入选“五个一”工程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阶段性地造成了巨大的声势，从而给人民带来不可抗拒的文化影响。 虽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高度的警觉，但与“一体化”时代相比，这一领域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这为其他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它的文化表达，都是与现实建立在一种想象关系之上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或顺从这一话语实践，于是，它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就无可避免。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和法则。在成功与失败的选择面前，利益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主旋律”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如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或对当下英雄人物的宣传，都表达了主流文化改变“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世风的努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对世俗生活享乐的期待，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只是普通民众对此充满了向往，国家个别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的倾向也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在我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并眼含泪花的背后，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的高额出场费。竞相攀比的出场价格，在明星那里已不只是利益的追逐，它已逐渐演变为个人身价的标准，因此，金钱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在口头上谁也不否认“精神文明”，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究竟占有怎样的支配性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国家投入巨资制作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几十年不变的僵硬模式和狭窄的题材、刻板的面孔，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影响力和感染力。它的存在事实上仅仅成了一种具有姿态性的表意符号，既不符合市场条件下的文化生产规律，也失去了对主流文化宣传的功能。其作用有时甚至是反面的。这一点已构成了主流文化生产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应该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以改变主流文化生产的浪费、无效的局面。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了多样文化生态的形成；另一方面，它对“市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合理要求，又常常采取了退让的姿态，对那些以暴力为目的的文化制品，除了运动式的阶段性之外，它的屡禁不止，没有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事实上就表达了主流文化的一种暧昧态度。 2.走向边缘的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在80年代，同主流文化渡过了“蜜月期”，这一曾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化，在今天已逐步走向边缘。各种思想性作品和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播的范围基本是这一阶层之间。这不只是这一文化形态有意与其它文化保持必要的距离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政治意识形态的宽松，却出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空前紧张。尤其是在对待市场文化的态度上，知识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对这一文化类型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古代社会“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在所谓“寓教于乐”或“文以载道”的提法中，“乐”本身没有合法性，它要从对于“道”或“教”的依附中分得一些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意义；反对者在肯定世俗生活合理性的同时，指出“现在缺乏合理的丰富性的倡导和证明，缺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实践，生活的丰富性被割裂了。一边是苍白的合法性，一边是丰艳的不合法性(地下出版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消闲方式)，两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消闲生活正在被丰富的不合法性销蚀”。关于市场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歧在知识界内部引起剧烈的冲突。 一般说来，心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都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主图新，新思想、新生活、新观念等，常常是他们的文化目标。然而在今日中国，对市场文化的批判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多少还潜隐着一种忧伤的“怀旧”情感。因此，在对市场文化的批判中，它不只表达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人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的拒斥，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坚决捍卫。当他们被排斥于市场经济大潮之外的时候，在人文孤岛上的通信呐喊，也成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知识分子这种勇武的批判很可能无人理睬，很可能成为没有观众的悲壮演出。市场经济按照固有的规律和方式依然前行，民众还没有达到为意义焦虑的时候。因此，为普遍意义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今天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献身方式，只能在最后的坚守中，在与世俗化大潮的持久对峙中获得自我确证。然而，这种坚持肯定不是僭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历程已充分表明，世俗化生活绝非神话，它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要求，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但它并不能缓解人因各种问题而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疾患。现代人的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或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并非是世俗欢乐就能够疗治的。因此，对普遍意义的寻求，并非是知识分子没事找事。在今日中国，各种心理疾患正呈上升趋势，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的不幸福感并不是因为缺少金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精神生活没有支点。当社会文明进入到另一阶段时，知识分子今天的努力将被证明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