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4)04-0023-05 自然科学以及由其生发出的现代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据此提出，科学技术是当代世界的绝对主宰，而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为此，西方哲学分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股巨流，且两者都祭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也有许多人开始赶这个时髦，认为“形而上学”只是宗教与实证科学之间的过渡环节，我们的时代既然已进入实证科学的时代，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形而上学”。那么，在面临文化重建任务的当代中国，事情果然应该如此吗? 一、何谓“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传统和情结。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学”主要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的意义上；另一种是指哲学的别名或者指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和解释。本文所讨论的“形而上学”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是指发端于古希腊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哲学传统。它具有如下特征：(1)它研究超乎感官经验以外的、形而上的存在(如本体之类)，与科学研究感官经验以内的、形而下的事物相对；(2)它是人们对于自己所经验、思考的实在界所作的本源性解释和终极性关怀。这种解释是本源性的，也就是要追根寻源；而所谓终极，就是要追究到底。当人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到底，认为真正是如此这般的时候，就是有了形上信念，而系统化的形上信念就是“形而上学”。它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有关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学问，是一种试图获得关于终极实在或一切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的学问。正如胡塞尔所说：“因而，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1]。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形而上学”可称得上是最高层次上的科学。 二、中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的缺失 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也就是说，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未分化，信仰世俗化。儒家孔子论学，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原，进入经验世界，直接讨论君臣之道、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寥寥数语，既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这种看法的文化内涵，正是对超验的“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的拒斥。于是，对社会的变迁，对人生的顿悟，对现实的感受，对理想的向往，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经验的范畴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加以规限和裁剪。在儒家经典之作《论语》中，没有一个问题涉及宇宙本原及其终极关系，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以至黑格尔称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2]。再看墨家，其始祖墨子“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皆不出此岸世界，其思维极限均以先王祖宗为限。在他的视野中，也无法出现一个彼岸世界，故谈不上什么“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的思路。倒是老庄的道家学派，依稀有些“形而上学”意识，他们提出过“道法自然”的思想，类似西方的自然法。本来，孕育在自然法中的近代民主观念，如万民平等、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在这一派哲学中都可发育，但其却隐逸不出，任其思想自生自灭，不登正宗。儒、墨、道三家是中华民族“思维教养的主要负荷者”，他们的思想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定势。然而，这三家却或视野偏窄或自甘流失，都没有为中国文化建构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以至后来，儒登庙堂，墨流民间，老庄隐于江湖，再加上其他后起学派的交汇融合，终于形成了所谓“实用理性”，即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先验不足、终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不是经由对形而下的分离、批判达到外在超越，而是经由对形而下的融合、肯定达到的内在超越，这最终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 三、中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缺失的代价 “形而上学”的缺失给中国文化及其重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形上迷失”和信仰欠缺。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世界被打破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社会结构解体了，以专制君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秩序崩溃了，加之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在实践中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随着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生活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中国人开始丧失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属，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造成所谓的“形上迷失”，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等等问题成为困惑国人的根本性难题。现代化所追求的科技进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只是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形而下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终极目的，这是现代化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致使现代化所引发的问题更多，表现也更突出。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这话的确很深刻。缺乏“形而上学”的中国文化及其重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文化重建中缺少的，正是那个“庙”中的“神”——作为文化深层根基的“形而上学”，以致造成“六神无主”的状态，使文化重建工作成效不明。文化重建中，我们往往把形而下的世俗过程作为终极目的来认同，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世俗生活，而不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致出现了所谓“现代性精神迷失”。由于人们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来追求，于是，追求效率、功利、成功似乎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导致丧失了超越世俗生活有限性的理想空间，丧失了对世俗生活的批判与超越能力。理想空间的丧失，必然导致两大误区：或者对现代化的负面因素(恶)缺乏心理准备，一旦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挫折，发现现代化运动与主观愿望的反差时，就会陷入深刻的失落感、情绪焦虑和信念危机；或者一味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感性快乐，外表生活富丽堂皇，内在心灵却空虚寂寞，成为现代性的行尸走肉和精神乞丐。所以，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人们是那么浮躁，那么浅薄，那么急功近利，那么斤斤计较，那么容易满足于有限的成就，那么精心地营造世俗性安乐窝，其原因只有一个：误把有限的价值当做了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的失落，在中国人文化意识中引发的连锁反应是：认同丧失、信念危机和理想冲突，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危机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