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4)01-035-004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族群存在的文化意义，便在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特质。有 什么样的族群，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反之，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 会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族群。 一、族群边界与社会文化交流 任何一个族群，都有其居住的地理空间和维系其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社会文化空间。但 是，同一个族群既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内，也可能由于移民流动而分布在不同的 地域上；而不同的族群又可能共居于同一行政区域内。这样，族群的地理边界随着族群 的流动而改变，族群的文化边界随着流动族群的社会交往而缩延，但它具有区别于其他 族群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因此，一般所说的族群边界主要是指它的社会文化边界，而不 是自然地理边界。族群边界的改变与社会文化交流有关，它们构成的是相辅相成的互动 关系。 从弗洛伊德到涂尔干，从列维-斯特劳斯到格尔茨等人，他们都曾探索过隐藏在社会文 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但是，不少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的表层形式与其深层含义似乎 同样重要。挪威人类学家巴斯在他1969年编辑出版的《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中指出，作为文化孕育单位的族群，其边界在于自身文化特质的 延续和维持。尽管人们有可能已经跨越了族群边界，但其原有的文化边界仍然存在。人 类历史是文化和社会自然发展的历程。不详细说明文化的边界，就不可能在更严格的进 化意义上建立分类体系。类别式(categorical)的族群文化特征不取决于人口的稳定和 缺乏流动，也不取决于互不接触和互不交流信息，但却包含着排除与合并的社会过程。 正是通过这种社会过程，互不相关的类别才不会受社会身份和参与社会方式的变化的影 响而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并不是社会互动和社会接受一旦存在就会导致族群文化特征 的丧失，亦即族群接触和相互依赖并不导致文化差别的消失[1](P9-10)。边界重于或不 弱于文化，形式重于或不弱于内容，这是巴斯“族群边界论”的重要观点。 人自身是某种文化的载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时地接受着一定的文化，同时又摒弃 着另外一些文化。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而流动。凡有 人类交往的地方，一般都存在着文化流动。文化持续不断地传播、发展和变化，是沟通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乃至国度与国度之间共存关系的社会活动过程。因此 ，社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仅存在于社会、群体和国家内部，而且也存在于它们之间， 存在于一切人类交往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参与不仅可以产生文化增 殖，而且可以形成社会文化意识”[2](P283-284)。参与活动既是社会实践过程，也是 文化互动过程。族群意识即是族群参与互动的结果。在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互为主 体性是其显著特点。“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彼此互为主客体，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并相互改造，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控制和优化，以此为基础，才能开展改 造外部自然界的实践活动。”[3](P63-64)交往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经济环境、思 维心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因素都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族群的边界便在这种互 动交往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趋于“失衡”和“平衡”。 语言是族群边界标识中最常见的个人认同的象征符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个体方言， 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语言是族群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是“所有其他主观空间( intersubjectivity)形式的原始意象模型，因为语言一方面根植于形式次序的性质，另 一方面，也根植于作为任何可能交流之基础的默认共识”[4](P27)。人们习惯于用约定 俗成的语言来诠释一套客观规则的秩序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默认的社会空间。 宗教信仰是文化交流互动和族群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共同的宗教信仰可能成为一个 族群内部的强大聚合力量，但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则可能构成强化我族群(self-group) 和他群(others-group)的区分力量。清代澳门的“礼教”之争，即反映了当时国内族群 与国外族群的文化张力和族群边界明晰。台湾汉人的民间信仰，也反映着族群边界的历 史存在。当今台湾最为兴盛的民间信仰是妈祖、关帝及保生大帝崇拜。妈祖信仰来自福 建移民，但因其来源地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来自湄洲的称为“湄洲妈”，来自 泉州的称为“泉州妈”，来自同安的则称之为“银同妈”。这些同一信仰的不同称呼， 反映了福建族群的来源不同，并可细分为湄洲人、莆田人、泉州人和同安人等。关帝崇 拜和保生大帝崇拜，亦多为迁台后福建籍族群所信奉。此外，从闽南粤东迁去台湾的乡 土神崇拜也有所不同。泉州籍人崇拜“肖府王爷”，漳州籍人信奉“开漳圣王”，广东 潮州、梅州和惠州籍人则崇拜“三山国王”和“义民庙”等。这些乡土神和驱除瘟疫的 “王爷神”一样，“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村落中的保护神，在传统的农村中发挥了很大的 整合力量”[5](P297)。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籍移民中也有奉三山国王的，但其庙里的神像却改换为刘备、 关公和张飞，其原因相传为闽粤籍移民间曾发生械斗，粤籍移民他迁后闽籍人士便将庙 里的神像改头换面加以崇拜”[6](P17)。显然，这种建立在一定地域基础上的历史文化 渊源，建构和变动着弹性族群的社会文化边界。“宗教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础， 它同本族的民族意识紧密结合为一。同时，宗教在人们之间种族的认同和歧视更为剧烈 ，而且排斥性更强”[7]。如果不同的族群共享着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信仰，那么，他们 的族群互动可能会具有潜在的动力。例如，港澳台地区的妈祖信仰及其“寻根”活动， 有利于增强华人族群的互动意识。 二、移民与族群文化的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