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针对理性的工具化、哲学的科学化、主体的客体化三大倾向，现代西方哲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都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返本求源，以求寻找到理性的根据、哲学的根基以及主体性的存在家园。然而，唯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性、理论思维以及实践本体论，才是解决上述三大悖论的正确途径。 自胡塞尔的现象学诞生以来，理性与工具理性、哲学与科学、主体与客体这三组范畴成为人文主义思想家乃至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命题。时至今日，这三组范畴在现代哲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基本命题的地位。只要我们不囿于现成的哲学结论，就会发现，这是一座充满希望与困惑的深邃的迷宫，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通向这座迷宫的先导。由此出发，本文将采取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其背景、流变的评述，将上述三组命题逐一展开，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将问题引向深入的；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又是如何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将问题引向深入并与前者殊途同归的；而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在精神气质上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息息相通的学派，又是如何以批判的态度进行思想清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上述西方现代哲学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竟使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收获当然不止于对对象“扬弃”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作为批判工具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迪本身。本文将按照思想发展史的脉络，从理性与工具理性、哲学与科学、主体与客体三个方面，对上述思想予以深化、展开。 一、关于理性与工具理性 何谓理性？黑格尔的所谓“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思想或许早已成为定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却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注入了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黑格尔强调理性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将为客观主义提供借口，使历史的重心旁落于客体。其实，理性应当是一个在哲学与人类命运之间提供联系的范畴（亦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它代表着人及其生存的最高潜能，因而更多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所谓理性，就是人的真正的本性，而人性正是在追求一个普遍的存有的观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显然，胡塞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理性，都是力求去发现人及其存在的最终极和最普遍的根基。法兰克福学派比胡塞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发现理性的根本意义是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既然现存世界必与合理的思维相联系，即是说必须在本体论上依赖于理性思维，那么，所有相悖于理性的东西或不合理的东西皆被设定为某种必须破除的东西。”〔1〕于是，理性被建构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的法庭。 那么，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是如何战胜批判理性而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传统理性观念演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以社会的科技进步作为前提：随着科技的进步，理性逐渐丧失了它的批判——解放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益，它日益为物质或社会的工艺效劳。另一方面，理性之所以演变为工具理性毕竟有其内在的原因。笔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的辩证法”对理解这一问题颇有启迪。所谓“启蒙的辩证法”即：那种致力于确立人对自然的征服或控制的理性精神，由于其内在的逻辑反过来却带来对人自身的奴役和束缚；竭力从神话镣铐中摆脱出来的理性原则，最后竟成了一种新的镣铐；旨在把人性从中世纪神学的思想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启蒙思想，竟又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的工具的合理性，固然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但它同时又成为压抑批判性理性的手段。注意，这里所谓启蒙并不是专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浸透在人类文化中的根本精神的总称，即泛指那个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2〕文化中的这种启蒙精神给人类带来了几千年的文明， 并使人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既然启蒙精神给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是双重结果，即人在全面控制自然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控制，那么，启蒙的胜利实际就是灾难性的胜利。因此，人要不被启蒙精神所出卖，就必须重新反省作为文化根本精神的启蒙精神自身。我们知道，启蒙精神是借助知识去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这里所谓知识要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就必须疏离其赖以生长的理性的根基，抛弃诸如实质、性质和因果性这样一些观念，而只保存可以有助于达到操纵对象的目的的“纯形式”。它表现为推理思维把普遍性和同一性强加于自然，把事物的性质归结于一个共同的尺度，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可被精确计算的量的要素。于是，数学就成了启蒙的武器，数学程序就成了思维乃至思想的程序。而思想本身，其本质特征并非仅仅局限于感觉、分类和计算，而毋宁是不断超越现状而前进到可能是的理性则因此而被摧毁了。由于“曾经获得胜利的理性，只是在其量的形式方面被容忍——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被容忍。”〔3〕因此， 理性不得不放弃进行批判的权利，变成了可用来制造其它工具的一般工具，而这一工具的最大特点就是仅仅具有计算的功能。于是，理性与数学成了一回事情。难怪胡塞尔在探究理性沉沦的根源时对“数学化”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甚至以自然科学家的口吻承认在数学的抽象化中所获得的新的意义上的理性，因为“在时空世界中的无限多样的物体的共存本身是一种数学的理性的共存，……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具有最高度的理性，因为它是受纯数学指导的，它是通过归纳的数学的研究而获得的结果。难道这不应成为一切真正的知识的楷模吗？……难道它不应以纯数学为楷模吗？——或许我们在其他的知识领域内也具有那种‘生而固有的’、通过公理和演绎的方法获得必真的自明性的能力呢。”〔4〕显然， 这种将数学理解为能够逻辑地推导出一切的推理工具的看法，较之上述把数学视为计算工具的看法，无疑要高出一筹。然而，作为工具，它能回答诸如人的存在和本质、生命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这类形而上的问题吗？固然，这类形而上的问题确有走向纯粹的思辨、梦幻或狂想的危险，但这不应成为制定这类问题无意义的理由。其实，在批判理性看来，“对品尝某个尝起来可能象或可能不象风梨的东西这一过程最精确而清晰的描述”〔5〕，同样可以说是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