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包括了对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对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战略的探讨，也有对文化产业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行业研究、比较研究和人文理论研究，等等。与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了完备的决策和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及其相关的网站，一些私人团体、基金会和公司也纷纷参与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许多城市、大学及其下属的院系和科研院所还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纷纷以报刊、专著、网络、会议、决策机构和统计机构发表的年度报告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对文化产业这一新兴的产业展开热烈的讨论。下面我仅就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作一综述。 一、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和行业范畴的划分 在国际上，文化产业的概念至今还未得到十分严格和统一的界定，各国官方和学者也都认同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和不同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着这一概念。因此，文化产业有时也被称作或引申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媒体文化”、“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ies）、“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等等。这些或宽泛或狭义的称谓充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提醒我们必须从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 在历史上，“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起源于对“大众文化”的争议。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们于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由于他们是在单数的意义上使用“产业”（industry）一词，因此中文也常译为“文化工业”，以区别于复数的“产业”（industrie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文化产品在工厂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标准化、规格化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消费者，最终使文化不再扮演激发否定意识的角色，反而成为统治者营造满足现状的社会的控制工具。（注：参见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立场不同，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对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承认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和历史意义。对此，芬兰教育部文化事务顾问汉娜尔·考维恩（Hannele Koivunen）女士对此作了完整的回顾。她指出：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首先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词。……紧接着本雅明看出了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根据他的观点，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观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产业的消极定义和本雅明强调自由的定义——引发了战后对大众文化的争论。1965年，马克拉伯（Machlup）基于他对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认识，提出了‘知识工业’这一概念。随后，德国诗人和随笔作家汉斯·马格涅斯·恩泽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在1968年写作了《意识工业》一书。这之后，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正式提出了‘信息工业’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和阿芒德·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就已表明将革新中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进步中去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使用了‘文化产业’的复数形式。欧委会还使用了另一个词：‘内容产业’。”（注：[芬]汉娜尔·考维恩：《从默认的知识到文化产业》，（http：//www.lib.hel.fi/ulkkirja/birstonas/index.html）。） 考维恩女士的描述使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了文化产业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正如她向我们展示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应运而生，信息产业、媒体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概念相继登场，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不再“把它当成一件‘好事’或‘坏事’，而是把它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某些根本性变化联系起来看待，这些根本性变化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也不能一味攻击”。这种转变促进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开展和繁荣。考维恩女士在描述这种变化时援引了提摩·坎泰尔（Timo Cantell）的论述：“80年代，当文化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阿多诺赋予否定性色彩的文化产业开始获得了新的、积极的含义。”（注：[芬]汉娜尔·考维恩：《从默认的知识到文化产业》，（http：//www.lib.hel.fi/ulkkirja/birstona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