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0X（2004）01-0036-05 贝叶文化是西双版纳以及滇西北德宏傣族地区民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公认。正如东巴文化是经过许多学者长期不懈地努力，才最终被认为是纳西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一样，贝叶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性意义也存在一个被人们（包括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人民）认识、接受的过程。但相比之下，贝叶文化的这个过程会更长，难度也会更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一，东巴文化基本上属于纳西族一个民族（尽管也影响到与纳西族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丽江傈僳族等其他民族，但东巴文化本身只专属于纳西族），传播的地域也基本上限于丽江一个地区。而贝叶文化不仅为傣族人民所拥有，居住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其他一些民族如布朗、僾尼等也无法割裂与贝叶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东巴文化相比，贝叶文化影响的地域范域更大，涵盖了云南省境内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以及保山、临沧等地区，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与外国接壤，一些民族是跨境民族，从而使它在中国国土之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二，更为重要的是，东巴文化是一种纳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远古诞生之时起，就在本民族中薪火未断，代代相继，一直延续到今天。贝叶文化则完全源于一种外来文化，它产生于与今天的滇南、滇西北地区根本不达界的遥远国度，在未到此地之前，与傣族先民们的传统文化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当其传入这个地区之后，与这里原有的本土文化相冲突相融合，最后扎根生长发展，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的标志。因此，贝叶文化的研究既有许多与东巴文化等其他民族文化研究的相似相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一次成功的文化移植。本文拟就贝叶文化的移植条件、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贝叶文化源于贝叶经，而贝叶经的家乡在印度。印度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古代文明，其标志成果之一就是已使用文字，那时的书写工具是刻笔和石质、骨质的印章。公元前15世纪，亚利安人自西北方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建立了一个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不属同一体系的新文明，即吠陀——婆罗门教文明，这也是今天印度教文化的直接源头。印度雅利安人信仰饱含原始色彩的吠陀教，创造了数目巨大的吠陀经典，他们继承了印度河文明的一些传统，仍然用刻笔来书写文字，不过承载这些经典的材料不再是石头和泥土，被当地人称为贝多罗 （Pattra）树的树叶成为刻写经文的一种“纸”，这就是最早的贝叶经。公元前7世纪，佛教在印度次大陆的恒河流域兴起，这是一个与吠陀——婆罗门有着血缘关系，但又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宗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入灭后，弟子们将他生前的教诲记载下来，其采用的方法也是用铁刻笔在贝多罗树叶上刻画。佛经数量远比吠陀经典为多，后来佛教又传播到次大陆以外的许多国家而成为世界性宗教，记载佛经的贝叶经也步出印度，传遍他乡。因此，今天的人们所说的贝叶经，一般指佛经，如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贝叶经”条的解释就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这几乎成为一种专称，至于在贝叶上也曾记载过其他宗教的经典，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 佛教之外传出印度，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向南，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派人向南弘传佛法，佛教（主要是上座部佛教）自此传播到东南亚地区，这一地区最终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地区。另一个方向向东、向北。同样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但直到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时期才真正形成规模。这个方向的传播导致中华大地的大多数地区最终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汉传佛教这个专用词汇也因之而产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经的传入是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天竺、西域和尚东来弘法也好，汉僧西去求学也好，都把大量的佛经带到中国，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贝叶经。特别是密宗传入藏族地区时，有巨大数量的梵文贝叶经被僧人们带到了这个地区，从而使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藏区成为保存梵文贝叶经最多的地区，其中西藏的萨迦寺保存的梵文贝叶经在数量上号称全球第一。 但是，前面所提到的贝叶经来到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古文献的搬移，只是人们将经书原封不动地从一地运送到另一地。因此，尽管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广大西北西南地区保存了数量惊人的贝叶经卷，但它只是一种外来的经典形式，是一种记载佛教思想的著作形式。因此人们是把它当作古籍来珍惜和保护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是关键：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贝叶经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移植的前提物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贝叶经的材料——贝多罗树。这种生活在气候温暖地方的热带树种，只有在中国最南部的一小块地区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佛教南传所到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同样生长着贝多罗树，不仅贝叶经这种外在的形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而且文字也由梵文变为当地的缅文、泰文、高棉文等，古老的贝叶经在这些地方具有了新的生命活力。西双版纳等地区的自然条件与上述地区基本上相同，贝叶经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扎根，这里的僧人不仅学习贝叶经中的内容，而且也学习掌握了制造刻写贝叶经的技艺，也把它译成傣文。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等地合适的自然条件为贝叶经这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扎根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二 并不是生长贝多罗树的地方就一定是贝叶经能扎根的地方，贝叶经是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传播的。只有当佛教在一个地区扎根后，它才可能在那里存活生长。在中国，具备这样条件的也只有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傣族聚居地区。 佛教传入西双版纳以及德宏傣族聚居区的时间，是一个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学术问题，从“西汉论”到“明代论”，相差竟达千年以上，如果把民间传说的释迦牟尼曾亲临版纳传法并留下足迹也算上的话，则时间差异的跨度更大。这种现象使人不禁想起古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同样情况。由于材料记载的零星和记录人的漫不经心，印度许多古代历史事件的时间判断误差也在千年以上，甚至连一些最重要史籍的年代也无法确定。尽管存在时间断限上的分歧，但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流传的佛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一结论却没人提出异议，这就为我们描述贝叶经的传入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