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世俗化的时代，真正的思考不容于现时和时尚，深度的话语可能不容易被休闲式地理解。然而，我还是要不合时宜地提出“发现东方”，因为这一问题实在是21世纪人类性和世界主义回避不了的问题。 赛义德已经走了，然而他提出的“东方主义”问题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思想问题。作为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学者，他能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提出本国文化的合法性问题和发展本国文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进入西方中心话语圈，在强势文化面前将本土话语敞亮开来。这一话语言说本身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怎样的文化策略和理论勇气？如果如此众多的中国学者提不出类似赛义德的“东方”问题，那作为所谓“远东”（这个词本身需要清理）的我们存在的文化意义何在？赛义德提出“东方主义”之后，在美国遭到了欧美中心主义者的排斥，同时在中东也遭遇进入白人文化圈中心话语以后的文化误读困境。他腹背受讦，既不能为巴勒斯坦说话，也不能为美国说话。这里引发出的问题是——人文知识分子说话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在为谁说话？该怎样说？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只有不断地可持续的“文化发言”，才能不由聋而哑。进一步说，发现东方就是在西方主义的文化单边主义之后，张扬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中心主义。我们要在“他者镜像”中提出“新世纪中国问题”，而且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可以说，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发源地的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 一、现代化与中国“形象”的位移 一般而言，“现代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化意味着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注重物质创造），广义现代化指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注重人的生活质量）。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远景，标志着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向现代转型。思想家们认识到：在后现代社会中，不仅要加快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同质化，更重要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张扬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物质生活趋同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目的。（注：中西学者将这种狭义和广义之分，分别称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或者称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参阅《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在“国家竞争力”的尺度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安格斯·马蒂森《世界经济：千年远景》中，可以看到两千年来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000—1500年占23％左右。在这1500年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从1500—180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使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而西方国家工业化起步实施“追赶”中国的战略，使其经济在1500年不足中国一半的情况下，在19世纪末就赶上并超过中国。1820—1850年中国迅速加大同西方的距离——这三十年，欧洲人均GDP由对中国人均的2.1倍激增到10.5倍，美国则激增到15.6倍，而日本则在1968年在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中国，中国人均GDP由1950年中日相当的23％，锐减到7％。其在国际竞争力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挑战（注：Cf.Angus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Paris,2001。）。 与此相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逐渐边缘化：18世纪初中国人在地图上看到的不再是“中心之国”，而成为世界地图边上的“边缘之国”。16—18世纪末，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同由狂热到憎恶，同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因基本无知导致了文化自大：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4甲午海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憎恶超过了同情；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同情增加，而“五四”前后中国开始对西方狂热“拿来”；20世纪下半叶冷战模式中，中西互相间出现了“文化误读”，而以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为盛；1972—1989年西方对中国重新认识，形成尊敬和憎恶并存的局面。而在后冷战时期（1989年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等，中国也频频出现民族主义的“说不”问题。 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以来整整一个多世纪，我们的文化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全盘西化。李慎之说：“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一直超越并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注：李普主编《怀念李慎之》，下卷，北京，2003年版，第31页。）。 我所强调的发现东方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来的新问题；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discover）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理解了她的存在历史和在新历史中的意义，也不等于说对她近两个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重新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中走向“文化互动”。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任何文明文化都需要通过对话获得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至少应当坚持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