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批评已经和比较文 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 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这里不仅涉及到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 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 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 理想化的国土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 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 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 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张隆溪说得好：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形象，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不 同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在不同时期，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都起过对衬西方的作 用，或者是作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诱人和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或者作为永远停滞、精 神上盲目无知的国土。(注：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见[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 化利用·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 著差别，这里面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 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这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而不宜做含混笼统的谈论。从历史上看 ，在逐渐了解中国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 官和游历17年，《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 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 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记载。这部游记传达出的 中国人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 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 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相信。因为在当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 ，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 之谈。实际上，是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判断失误，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 确的理解一样，纯属愚昧落后所致。英国学者威尔斯在其所著的《世界简史》中正确地 指出： 在整个第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些世纪里 ，当欧洲和西亚的敝民，不是住在陋室或有城垣的小城市里，就是住在凶残的盗贼堡垒 中；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却在治理有序的、优美的、和蔼的环境中生活。当西方人的 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的。(注：转引自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版， 第18—19页。) 中国从秦汉以来一直到清朝前期，特别是汉唐，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 一。仅以唐朝为例，公元6至8世纪的长安，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都市。长安的鸿胪寺曾 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多率颇具规模的使团，这就是王维在《和贾至舍人 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所描绘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帝国鼎盛时 期的气象。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三万多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日本留学生最多时 可达万名，其他亚洲国家也有不少。据《旧唐书》记载：仅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回国 的新罗的留学生就达105名。(注：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 社，2001年版，第16页，第18页。)日本学者井上清在他的著作《日本历史》中写道： “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 (注：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6页，第1 8页。)。据统计，“在长安城一百万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到了总数的百 分之二左右，加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百分之五左右”(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元代开国君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至多瑙河流域，建立起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也使中国声威远播。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欧洲各国纷纷走向 海外，也启迪了天主教会向海外寻求发展。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由耶 稣会士带回欧洲的资料日渐增多，中国的形象在欧洲人的视野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5 85年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在《利马 窦中国札记》发表前，这一直是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被《欧洲与 中国》的作者赫德森(G.H.Hudson)誉为“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 丰富知识”，美国学者拉赫(D.H.Lach)认为：“门多萨的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它 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注：黄时鉴主编：《 东西交流论谭》，第72页，参阅第82—86页。)。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中 国地域辽阔，交通完好，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的建筑用材举世无双，坚硬无 比，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中国人的火炮 十分精良，性能优于欧洲，中国和欧洲处于平等的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生产和国防力 量的某些方面仍然优于欧洲，这在很长时期内勾勒了西方国家理解中国的大致轮廓(注 ：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72页，参阅第8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