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3)06-0721-05 在当代，全球化无疑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它在文化领域折射出的多元文 化共生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沟通的世界景观，使得东西方世界都深刻意识到“他者 ”的存在，并试图以他者文化为参照从而更深地了解自身，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同 时也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普遍性问题寻求答案，因此“跨文化对话”逐渐成为 世界性的文化中心话语，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文化发展策略。 跨文化对话首先意味着一种语言和文化系统对另一语言和文化系统的读解与认识。然 而，人们在理解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某些理解上的偏差呢?有没有可 能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通约障碍呢?或者说在进行跨文化对话时，在不同的语言及其 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我们的理解是否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的等值关系呢?有关比较文学和 比较文化中的误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 一 误读这一概念原本用于描述阅读活动中的某种现象，通常在两层意义上被使用：一种 是本意，英文表述为“misread”，释为“read and interpret wrongly”，意指在阅 读活动中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很显然，这里的误读就是错误。另一种理解 则把误读看作是对作品本文的创造性背叛。众所周知，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 者的阅读理解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主张对同一个文本可以因读者理解的不同而存 在着多种有效性，在这一基础上，误读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错误，而是指向读者的自 由阐释和创造。法国学者埃斯卡尔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曾以斯威夫特的《格列佛 游记》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例指出，前者本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小说，后者不乏 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可是它们今天之所以仍然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得到儿 童们的喜爱和认可。显然，在这种接受中不乏误读成分，其结果也许出乎作者本人意料 ，但它无疑是积极和有创造性意义的，“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 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这种误读尽管可能是对作者原意的背离，但却是一种“创造性背离”。[1](P136～ 138) 不难看出，在阅读活动中，误读通常是在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上被讨论的。把这一概 念引入到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领域，考察人们在接受和理解异质文化时的反应，或者说 处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同样存在着消极的与积极 的误读现象。 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精神传统及其独特的规定性特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主体 ，作为他者的文化主体并不是沉默无声、可以任由人随意解释的，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 如果无视别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就有可能出现完全错误的理解。例如在18世 纪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古代埃及文明。又如在西 方20世纪6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所产生的乌 托邦想象等等，这些显然都属于对另一文化产生的背离其基本内容的误读。 在跨文化交流的理解活动中，接受主体的主观阐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误读而产生 的创造性后果也不乏其例。例如，正是由于美国诗人庞德对于汉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一 些并不完全准确的理解，却激发了他翻译并模仿中国古诗的热情，掀起了英美诗坛的汉 诗热，并引发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庞德等人对于意象的理解和中国古诗中呈现的 意象其实并不相同，他们对中国古诗的推崇中也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变形改造，但 正是这种改造却带来了英美意象派诗歌这一全新的既不同于中国古诗、又不同于英美传 统诗歌的新的文学成果，这里的误读显然有其积极作用。更富于意味的是，意象派诗人 所提出的不用典故、不用陈腐套话等主张，又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加以创 造性误读。胡适的意图在文化改良，而意象派旨在诗歌传统自身的革新，二者的语境和 实质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胡适本人所作的《尝试集》也和意象派诗歌完全不是一回 事儿，但这并不妨碍胡适将意象派的某些诗歌主张用于白话文学的倡导，成为他批判传 统文化的武器，从而开创了中国新诗写作的局面。[2]很显然，这样的误读既丰富了接 受主体的文化传统，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被理解的客体文化的内涵和应用范围， 具有积极的创造性意义。 事实上，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出现完全谬误或是引发创造性误读的例子都不胜枚举 ，因此我们对于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误读，不妨首先排除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成分，而 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把握：所谓误读，是指人们在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对他种文化的变异 性理解。 二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误读的原因往往有很多，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特有的个体 经验和知识结构、不同语言以及文化习俗的障碍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对异质文化的误读 。比较典型和突出的，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受自己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异质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属于有意识的 误读。例如，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为了达到证明和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他们 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时就会有意识地运用基督教文化观念来加以曲解和附会，比如著名 的“以耶释儒”模式。再如，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借鉴和吸取了很多西方 成果，由于这种借鉴发生在特殊的半殖民历史背景之下，因此民族自强就成为近现代中 国思想文学的一个深层的意识原动力，在此基础之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实践在援引外来 文化资源时都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严复在引进和介绍进化论时，就对达尔 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一番取舍和改造，吸收了达尔文、赫胥黎 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学说，吸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又不同意斯宾 塞“任天为治”的观点，而采纳了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观点，把所有这些整合为一 种特殊的进化论，强调社会进步和自强图存的观点，指出中国在民族生存的竞争中，只 有发愤图强、变弱者为强者，才能立于世界。很显然，在主观动机的支配下，译者对西 方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意识偏离(但这种偏离的确起到了激励民族自强的 目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这种因为接受主体的主观需要，以“拿来主义” 姿态而产生的对异质文化的改造和取舍，可以说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