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8-0006-07 我举目望去，看到了美国。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纽约时报》，1995年4月19日 “记着，给埃弗雷特的衬衫上一点儿浆就行。”她们目光短暂相遇的那一刻，布兰奇 先躲开了。“是，太太。”格蕾丝离开厨房后，布兰奇坐在桌旁。当她与格蕾丝的目光 相遇时，难道真的是种族那玩艺儿让她手足无措吗?她的邻居维尔玛的父亲说过，他成 人后再不盯着白人的眼睛看。 ——芭芭拉·尼力(Barbara Neely)，《逃逸中的布兰奇》，1992年 他那阴郁的目光直直地穿透我这颗颤抖的心。 ——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海盗还乡》，1987年 我们怎样描述新兴的“视觉文化”的特征呢?首先，必须强调，这个领域涵盖广泛，其 范围远远大于形象研究，甚至大于最宽泛的、跨学科的形象研究。一方面，我们当然要 着眼于在意义的生产，在建立和维护审美价值、性别旧习以及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过程 中视觉或视觉世界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把视觉领域作为文化意义 建构的场所，意味着同时把有关听觉的、空间的以及观看者的心理动力学的全部分析和 阐释集于一身。由此，视觉文化打开了文本间的全部世界，在这里，形象、音响和空间 描写彼此交织，不断累积着我们每一次接触电影、电视、广告、美术作品、建筑或城市 环境时所获得的意义和主观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打造了视觉版的德里达的差 延(differance)概念，这对于意义及阐释的结构，对于试图组织这些意义及阐释的那些 认识论的和体制的架构，产生了双重影响。德里达的差延概念采取了批判二元逻辑的形 式——二元逻辑就是意义构成中的每一要素都锁定在与它者的关系中(强调语言是一个 消极的差异系统，是索绪尔语言学的遗产)。相反，我们要揭示的是能指的自由活动， 就是说，自由地理解形象、音响或空间的意义，而不必从直接的、因果式的或认识论的 角度看待它们彼此之间或它们与其语境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女权主义的解构式写作早 已将写作视为意义的无穷置换，那么，视觉文化提供的就是视觉或可视领域中的意义的 不断置换。 强调视觉领域中的意义是偶发的、主观的、不断再生产的，对于视觉文化的体制的或 学科的定位同样重要。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即完全把意义归于作者，归于作品产生 的环境及历史具体性，归于某个权威团体的政治意图，那么，研究对象就不能局限于任 何学科或其它类似的知识领域。这样，也许我们最终接近了罗兰·巴尔特，他把交叉学 科不是理解为用多种学科瞄准某个对象，而是理解为建构一个新知识对象。以下对视觉 文化领域所做的简短考察将触及这些论题，并触及历史具体性所包含的棘手的政治问题 。当不再用传统的、前后连贯的、未经考察的模式研究原本是历史具体的对象时，既有 益处又有局限，既危险又自由。 观看就是批判 在今日世界，除了口头与文本，意义还以视觉的方式流传。形象传达信息，提供快感 与痛感，影响风格，支配消费并传达权力关系。我们看谁，不看谁；谁是镜像王国的宠 儿；以往历史的哪些方面通过视觉表达而流芳百世，哪些湮灭无闻；视觉形象滋养了谁 的幻想——这些是我们就形象及形象的流传提出的问题。以文化问题为对象的学术研究 经常提出新而另类的问题，而不是沿袭旧问题重复旧知识。(常在课堂上听到学生抱怨 理论语言费解：“压根儿不是英语。”他们需要再三解释才能明白不能用旧语言提新问 题，语言即意义。到头来，几乎总是对“新”观念的与生俱来的热情占了上风，到学期 末，总有人拿出像模像样的评论文章，讨论话语、表现和意义，行文当中常常要停下来 ，为自己刚说出的“新意”沾沾自喜。) 通过关注视觉领域及视觉文化，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看， 有些人只能冒险一瞥，还有人则干脆被禁止看，这根据的视觉准则是什么?在何种政治 话语中我们可以把看和回看当作政治抵抗行为?那些迥异于我们的文化群体所创造的形 象，我们能分享其快感并与之认同吗?面对每天包围着我们的大量形象，必须提出这些 问题。此外，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与各种场合的形象打交道，从而按照我们的幻想和欲望 重塑世界，从而讲述我们抒发内心的故事。在视觉文化领域，一个形象的一鳞半爪总是 与某个电影镜头、广告牌一角或我们路过的橱窗展品相关联，这形成了一种由我们的经 验历程和无意识共同写成的新叙事。形象不受学科分类如“纪录片”或“文艺复兴绘画 ”的辖制，因为眼与心都不会遵循、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分界。相反，它们为一种存在 于主客观交叠中的新的文化写作模式提供了机遇。我们一直努力使“再现”摆脱父权制 、欧洲中心论和异性恋规则的支配，在这种批判性的文化中，视觉文化提供了大量机会 ，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经历重新书写文化。 视觉文化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元方法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不多不少意味着一种时机 ，让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思考当前文化的最棘手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反映了 文化研究领域的复杂的当下状态。怎样描绘这个当下状态呢?从我的角度看，它似乎反 映了一种转变，从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我们集中各种分析工具，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活动，现在则转向关注新文化对象实际形成的瞬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 ，特别是性别和文化差异理论的介入使得传统范畴和主题在认识论上被“去自然化”了 ，因此，新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分析，正形成新的另类的语言，这种语言反映了我们实际 生活所仰赖的当代意识。我们周围的小说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 ，自传如萨拉·苏勒力(Sara Suleri)的《吃素的日子》，电影如特里·兹维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