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文化研究 张华(下称张)：一年前伯明翰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校方关闭，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领域。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已经因不合时宜而到了穷途末路，走到了它的尽头? Gargi(下称G)：前身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关闭，招致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就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市场，更不能说具有国际盛名的伯明翰学派不再具有影响力。实际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任何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学派，而且，即便在该系被关闭的前一个学期，我们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时，仍有600多名学生在申请进入该系。在该系被关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原属该系的学生们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他们被归并到其它系后仍在读文化研究的课程。在我看来，不仅不是文化研究没有了前途，相反，在这样一个媒体汇聚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研究。当然，如果撇开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研究方法，而仅就伯明翰学派本身来讲，有人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有他们的理由。 张：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是如何兴起的? G：我倒想反问一下。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兴盛的时候，它在中国可能并不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国兴盛的呢? 张：据我所知，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首先是在大学的中文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文学不仅应当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文本作品，而且应当涵盖电影、电视、电脑等一切文化现象，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文学作品，所有精神产品和文化现象都是文学理论应当涉猎的范围。他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这一说法不仅给徘徊的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视阀，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G：这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出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 文学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和语境的混合，这是深层的文学研究。而理解日常文化格式的惟一方法是和人民大众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的方法。真正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忧所患，绝不能只看只听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什么，而是要身处其中。 进行人类学研究，以往是到世界上的英国殖民地，现在只要你到英国的贫民区，或者就到伯明翰的青年俱乐部，或者去接触一些需要特别关照幼儿的年轻母亲(这些年轻母亲往往没有结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并且确确实实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就会理解居住在伯明翰的贫民区意味着什么，你就会理解在英国年轻意味着什么，你就会理解一个辛辛苦苦的年轻母亲如何争取他们生存的空间，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世界，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所以，现实需要人类学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伯明翰和英国中部地区的大学，这样的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学术研究，打破了过去那种精英文化和象牙塔式的风气。 伯明翰学派与其它 张：英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是正统凝重，或者说贵族气绅士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做派吗? G：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张：提到文化研究，我们总是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G：法兰克福学派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它们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人们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总是爱着重于理论的层面，但我想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在历史的语境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写作主要是在纳粹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阴影下进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国民众有着一段时期的文化自由，后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主选择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错在了哪里。当时的群众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让人们热情接受滥用权力的方式。后来，好莱坞电影和其它流行文化可以让人们不再去思考，这不是给人们洗脑子让人没有思想，而是让人们不要集体思考，是另一种轻松形式的法西主义养料或麻醉剂。所以，置于一定语境下，他们对人们毫无拒绝之意的流行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这同样可能带来厄运。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工业更感兴趣。文化工业成为一切政治形态的核心。它们非常强大。同时，我们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会把人变成被动的机器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们试图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概念来思考英国民众一直在寻找反抗空间这样一个语境，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们进行了再创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自己的亚文化圈。 张：后结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中是怎样一种情况? G：在英国，无论多么权威的文化观点和见解、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被灌输，被完全接受。因为，对任何文化进程的阐释和描述永远都会伴随预见不到的现象和因素，任何语言都是不确定涵义的载体，对同样的客体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这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