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6-0020-06 郜元宝先生在《智慧偏至论》(《花城》2003年第5期)中先是借用英国小说家C.P.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中对于两种文化，即“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和“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以及两种知识分子，即“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和“科学知识分子”(scientific intellectual)的区分，进而又匠心独具地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大约相当于“人文知识分子”吧?)内部区分了“文学性知识分子”与“非文学性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文学性知识分子”是对于知识分子智慧形态的一种质的规定，而不是职业划分，即使是从事文学创作或者研究的人，如果不具备文学性的智慧，仍然要被打入“非文学性的知识分子”阵营。虽然郜元宝的文章写得很有些文学性，使用了大量事例与诗性描述而避免下定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是在感叹与忧虑在这个科技霸权与专业霸权的时代代表人类智慧之非工具性方面文学知识分子的衰落。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深切的同感。其实人类文化所积累的文学性智慧所遭遇的不仅是挤压而且还有被盗用与贩卖，这些盗用与贩卖者就是新兴的所谓“新文化媒介人”阶层。他们的迅速崛起与扩张似乎给人以整个社会都在舞文弄墨的假象(看看现在的广告就知道了)，实际上却不过是在文化市场的浊流中漂流的文化与文学碎片。 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 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审美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它对于传统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最大冲击是消解了审美/文艺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博德里拉所谓“内爆”)，导致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定义。审美与艺术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传统的审美活动场所，它借助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普及化、“民主化”了，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非艺术专业的普通大众有什么审美活动的话，那么它也发生在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健身房之类的场所(而不是专门的音乐厅、美术馆等)以及购物、家居装修、看电视、早晚的散步锻炼以及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塑造、修理等行为(而不是阅读经典文学艺术名著)之中。艺术活动与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更遑论什么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了。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泛美学”——所谓饮食美学、环境美学、人体美学等等。它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相关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的兴起、媒介工业、影像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符号商品的大量增殖等等。“新型文化媒介人”正是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与崛起的群体，他们主要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音像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文化旅游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娱乐业等行业与部门，而这些行业现在一般被归入所谓“文化产业”。依据韦尔施的解释，他们主要从事符号/文化商品的生产、服务、市场开发与传播，他们“掳掠各种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并对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提供必要的解释。”[1](p.27)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人归入“新型知识分子”，较之传统的象牙塔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热爱生活、向生活学习，特别热衷于生活方式的塑造。他们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同时也是大众在身体与日常生活美化方面的引路人与设计师、时尚话语的打造者。这些人好像在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广告中所谓“人诗意地栖居”)，但是同19世纪与市侩社会尖锐对立的孤独的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不同，这些新文化媒介人恰恰是要以艺术家的姿态融入世俗社会，在他们发明的所谓艺术化生活中，他们精心包装的身体、精心装饰的家居以及时尚化的消费品，都被当作了他们自己人格的延伸，他们必须使这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风格与品味，以表达其承载者的所谓个性特征——一种与时尚存在暧昧关系的个性。当然，他们更知道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媒体力量，向社会推销审美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市场化。新型媒介人阶层的这种努力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也深得国家政府的肯定，因为以投资于身体与生活方式的所谓“文化产业”正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经济潜力。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阶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推进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并使其“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人民大众之中。”[1](p.87)但是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区别很大。首先，传统的知识分子，按照科塞的经典性解释，属于所谓“观念人”，他们擅长于在观念领域里面抽象思辩、天马行空，而不懂得实际操作。[2]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解释语境中，“文人”或“书生”也常常是一些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此相反，新文化媒介人这类“新型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书呆子，他们虽然常常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与文学艺术传统有一定的了解，但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果把他们比喻为鱼的话，那么，(文化)市场而不是书斋才是他们的赖以生存之水。所以，他们深谙市场操作规则，游走于文化和市场之间，把文化市场化，具有极强的操作与实践能力。其次，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法国产生以来，批判性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甚至说，知识分子就是对于强权(不管是政治强权还是经济强权)说“不”的人，与权力、与现存秩序的紧张与距离使得知识分子常常成为“异类”；但现在所谓“新型文化媒介人”则跟市场、跟当局保持非常暧昧的关系，其中虽也不乏龃龉，但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合谋”关系。第三，传统的知识分子常常带有宗教情怀(超越情怀)，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追求终极精神价值，至少是不完全认同于世俗价值；而新型文化媒介人阶层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世俗化、市场化的产物，他们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兴起，其世俗化的程度相当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