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俗努力将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观念纳入规范的维度之中；另一方面，是以传统的力量捍卫传统。在现代社会，这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 民俗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关于“应该做什么”，举一例子：现代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工业已很发达，月饼随时可做、可售、可吃。但是，平时人们很少吃月饼，市场上也很难见到月饼，临近八月中秋，人们便蜂涌至商店争购月饼。只有在中秋的月色下，人们才能充分享受到月饼的美味和过节的乐趣。在民俗的维度之中，人们的生活在不断重复，延续成模式化的生活，这使得人们对未来的日子有了预见和期待，生活变得更有规律和意义，社会趋于安定和祥和。关于“不应该做什么”，可以人的“欲望”加以说明。欲望是人的本能要求，但作为“社会的人”，又必须对欲望进行某种抑制。这种对欲望的抑制，便是禁忌。如果没有欲望，也就无所谓禁忌；而有了禁忌，并不意味着欲望的消失。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来，“这些禁制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它们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随着禁忌的维持，那种原始的，想从事禁忌事物的欲望依然继续存在着。他们对禁忌事物必然采取某一种矛盾的态度。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去触犯它，可是，却又害怕这么做；他们恐惧，正因为他们想做，只是恐惧战胜了欲望”[1]。人们很可能已经觉察不到与禁忌相对应的欲望，因为它们已被深深地嵌入潜意识当中。一旦禁忌瓦解，那么欲望就会穿破意识层次而付诸行动。 一些传统民俗在今天社会中还有力量，或者说，现代人有时不得不随俗而行，主要是受到民俗规范力量的惯性冲击。传统民俗的规范力量对社会较多的人来说，更多是无清晰意识效应的惯性，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2]民俗的规范性是一种与法律并存但不一定一致的惯性形式，它不是靠明确的条文，而是靠人们的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有一种威力很强的惯性动力。民俗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一般不属于命令式的强行指派，它也要求一统，但这一统，是潜移默化、循循诱导式的。 民俗是一种民众中传承的文化传统，其核心就是传统，其传播又是在复制、更新和强化文化传统。对传统的依附和眷恋是人类的本性，一旦有人肆意破坏传统，便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詹姆士·O·罗伯逊(James Oliver Robertson)曾对神话这样界说：“没有经过任何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我们就接受了许多意象、观点、行为模式、象征、英雄、故事、隐喻、类比和解释，简而言之，即神话——这一切是存在的，使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符合逻辑，易于理解。”[3]显然，这里的神话可以置换为民俗，因为神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接触、感受到的人类最早的民俗形态之一。在人类文化意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神话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意识，演化并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的意象原型。这些意象原型反复出现，奠定了人类文化意识的理性基调和现实的倾向性。 二 民俗作为一种传统的力量，总是作用于一定的民众群体，或者说，一定的民众群体总是建构、流行自己特色的民俗惯习，或行为模式。这使得民俗带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色彩。然而，民俗的“民”即一定的民众群体并没有将“俗”当作某种权力资源，或有意识地使用民俗固有的规范力量，只是一味地顺应这种规范力量。因此，自然状态的民俗规范力量不是对生活的强加，而是被融入生活模式之中，在特定的时空里营造生活范型。 民俗要进入现代社会的控制系统，必须走出民间，突破“一定的民众群体”的边界，成为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异在。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腾的禁忌等等，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法律、政令。可以说，法律、政令以及种种的乡规民约，都是禁忌在文明社会的变异存在。在整个社会控制管理系统中，禁忌和法律、政令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禁止”的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要求得稳定和安全，首先是要确定和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宣扬该有的行为。法律和政令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构模式，只不过将口承范式置换为书面范式。传统是结构，是符号，是思维和阐述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禁忌本身的结构形态“禁令—违禁—惩罚”从民间传统延续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它使得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越来越理性化。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系、法律体系、思想体系、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其实都是在演变或深化禁忌的结构形态。只不过这些“禁令”不再来自民间自控又自动的系统，而主要由上层权力话语系统发布。 远古社会，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主要诉诸于民俗的浇铸。家庭、学校乃至监狱出现后，这些组织和机构以建立社会规范和规范社会为己任，尽力使社会规范功能得到发挥和扩张。社会规范由于得到这些规范机构的推行和强化，便变得强硬起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学校、工厂等机构“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4]。民俗滞留于民间，对群体中人一视同仁，意义和作用是共享的；对群体外人而言，亦无任何损害，是一种牢固的文化边界。这种自然状态的民俗，便远离了权力话语系统。而一旦被政府部门所利用，即成为被转化的权力。 同时，过去许多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民俗礼仪，也逐渐为上层社会所利用，甚至被一些权力机构所操纵和管辖，民俗的规范力量由民间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及行政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