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以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在科技、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不同于往昔的特征，主要表征为技术一体化(即电脑网络和高科技的全球化)；经济整合化(资本运作和生产过程的跨国化、非中心化)；制度并轨化(在国际关系、社会制度上走向同质化、整合化)和文化对话化(文明冲突论、文化对话论)。 在全球化问题上，态度多元复杂，但化约而言主要有反全球化和坚持全球化两种观点。持反全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带来了贪婪的跨国公司，造成了无能的政府，带来了“亚洲危机”和“国际帮凶”，形成了“人性漠视”，扭曲了“社会公正”，造成了“国际强权”，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注：近年《世界经济论坛》举行时，反全球化者展开示威游行。总体上看，反全球化势力构成复杂，有左翼势力、非政府组织、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暴力主义者等。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这一动向值得注意。)持全球化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是以全球思维替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朱厚泽：《漫议全球化》，载俞可平等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可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坚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同样引人注目。全球化的正负面效应、基本形态、价值取向、人类未来的发展等问题，成为了新世纪世界性问题。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锋和学术争论。我们无法逃避这一问题，也无法逃离全球化话语之外，而只能在这一全球学术前沿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回答。 一、对全球化话语的合法性思考 在这个世界性趋同的全球化趋势中，有必要首先考察究竟什么是全球化?谁在思考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技术内涵、经济指向、制度范围、文化形态等的原本状态，而且正在改写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征。在考察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听听哈贝马斯、希利斯·米勒、福山、哈维尔等世界前沿思想家的看法，由此找到问题的本源性和延伸点。 1.全球化的负面性问题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难以抵抗“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国家、社会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在同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进行。国民经济不再陷于国家的界限内，而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哈贝马斯注意到全球化的负面性：在“全球化”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国家丧失其权力——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能力，在做出决断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亏空，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进而，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了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国家不仅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和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可以说“全球化”主题词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这才是全球化的要害所在。 可以说，哈贝马斯相当关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问题：为达到全球化目的所要承受的社会不公正性、社会的破裂，以及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这使这位思想家深深不安，他充满诗意地追问和清理全球化负面效应——“全球化代价”：“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注：哈贝马斯：《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访华讲演录之四)。)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出一种质疑精神，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也更多地看到全球化中的负面性和非公正性，并发出了思想家的忠告。 2.文化全球化与网络交流空间 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在技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交往跨国化等特点之外，最显著的就是文化冲突化和边缘化，昔日的文化书写传递解读方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解构哲学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他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注：米勒：《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应该说，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形式中有两种重要的影响，即全球化不仅导致新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网络交流空间。在这一日益彰显的全球化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