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6-0023-06 一、从新殖民主义批判到后殖民文化批判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和非殖民化过程的开始。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相继恢复国家主权，数百年殖民统治体系迅速瓦解。但是，经过长期的殖民化过程，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以中心国家和边陲国家为特征的经济、政治格局，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既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 从二战以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动态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确也没有放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牵制，始终力图采取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西方社会的发展轨道。这些手段包括：扶植傀儡政府，建立与原宗主国相联系的联邦或共同体，利用种族矛盾进行政治分割，保持前殖民主义经济集团的优势地位，通过投资、贷款、财政援助或派遣技术专家等方式进行经济渗透，通过商品输出和文化交流传播西方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此外还包括建立或保留军事基地、培训反政府武装，乃至操动政变、军事入侵等等。所有这些手段给人们的强烈印象是，直接的殖民主义统治虽然历史性地终结了，但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并没有彻底放弃殖民主义统治的欲望，而是用新的方式继续履行殖民主义路线，或称新殖民主义。这种情况，从上一世纪50-60年代开始，引发了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批判”。 新殖民主义批判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批判明显具有冷战时期的特征。二战后相继产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局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构成了新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调。以美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象征着发达、权力、剥削、掠夺、奴役；社会主义则象征着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剥削、反压迫、反殖民主义。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的确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殖民主义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文本。如加纳总理恩克鲁玛的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1965)、英国学者杰克·沃迪斯《新殖民主义介绍》(1967)、埃及社会学家萨米尔·阿明的《新殖民主义在西非》等等，都程度不同地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中汲取批判武器，其批判的侧重点是揭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和经济剥削、政治颠覆的事实，以期反抗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约。新殖民主义批判也包含着文化批判的侧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非洲思想家、诗人法侬的作品。法侬在1967年出版的《论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一书中指出：“殖民主义不会仅仅满足于把一个民族藏于手掌心并掏空该民族的大脑里的所有形式和内容，相反，它依一种乖张的逻辑转向并歪曲、诋毁和破坏被压迫民族的过去。”“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1](P278-279)这些思想使法侬成为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先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殖民主义批判逐渐让位于后殖民文化批判。巴勒斯坦籍的美国学者赛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后殖民文化批判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凸显文化冲突的主要学术思潮之一。当然，“后殖民”一词的含义是很不清楚的。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美国学者德里克的概括，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下面三种重要的意思：“(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3)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2](P446-447)我国学界对后殖民主义亦有不同的看法。如张顺洪在《英美新殖民主义》一书中就认为，冷战后不是出现了什么后殖民主义，而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新殖民主义发生了某些变化。 应当指出的是，转向后殖民文化批判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状态随之松动、缓解并趋于结束，中国作为少数几个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之一也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努力同世界经济接轨。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已进入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牵动下，文化的发展也日益冲破地域性和民族性局限，而在全球范围内互动。这并不是说，经济的全球化一定要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或文化的一体化，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历史地积淀下来的文化特征趋于消匿，而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性流动日益使文化意义的建构不再仅仅同特殊的地域和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而是转置于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政治的交往关系中。文化产品的意义，甚至包括对传统民族文化精粹的开掘和维护，都必须在全球性交互中重新被理解。正如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所说：“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与我们的文化实践、体验和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3](P156)尤其是当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世界经济、科技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持续地把商品、资本、技术、服务输入到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时，人们不难感受到经济过程与文化过程之间微妙的契合关系。因为，即便没有明显地裹挟露骨的政治意图，产品消费和技术应用本身都会悄然无声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的传统方式。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也因其经济的发达和技术的先进而自视占据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力图把自己的文化观念、政治理想和价值准则传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以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公开的文化传输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不可避免地使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文化选择中产生极为矛盾的文化心态，并使文化的全球性流动始终在既相互碰撞、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又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中起伏跌宕。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种种矛盾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宗教和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4](P6-7)不管亨廷顿是否有用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掩盖经济、政治利益冲突之嫌，文化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而占据主导地位毕竟已成为基本事实。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文化批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盛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