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3)04-001-005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人类学并列为人类学的四大学科之一[1](P105)。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在英国被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美国则更多地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而在德国和俄国被称作民族学(ethnology)。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三个学术称谓的基本内涵是一样的。中国几乎同时受到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解放前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解放后长期是民族学统一天下。1908—1990年代这三个名称几乎同时使用。近年来，社会人类学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还有部分人开始用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 文化人类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美国社会学家A.哈登、R.纳罗尔等认为：古代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者应当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孔子等这“机敏的思想家”[2](P4)。第2种说法是起源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这一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到处传播基督教，旅行家、商人的足迹遍布“殊方异域”，“所见所闻，新奇耸听，其所述说，足为民族学的资料”[3](P22)。第3种说法是起源于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进化论思想开始风靡全球。人类学的另一名著《历史中的人类》也于同年出版。在此前后，西欧各国主要的民族学会都已成立。此后，文化人类学经过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对于以上三种说法的综合是：地理大发现以前是文化人类学的启蒙时期(或称萌芽时期)；地理大发现以后进入形成时期；以《物种起源》和《历史中的人类》的出版为标志进入成熟时期。成熟时期学派分立，产生了许多在文化人类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学派。主要的代表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特殊主义学派、法国社会学学派(即年鉴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象征人类学学派、解释人类学学派等。 文化人类学自形成到成熟再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00年的历史，进入成熟期以后也走过了150年左右的历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文化人类学大有走向新的繁荣之势。中国当今社会科学界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人类学“热潮”，不少高校开始建立社会学、人类学(包括民族学)专业，社会学与人类学出现了新的融合趋势。以费孝通为旗帜的北京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所更是为中国学术界树立了榜样。然而，文化人类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是哪些社会功能?在中国发展文化人类学有什么现实意义?由于在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断层”现象，以至于今天许多学者并不能真正明了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在500年的发展史中先后发挥过如下一些社会功能。 功能之一：探寻奇闻轶事。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文化的视野大大打开，人们开始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各种异文化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传教士、商人，冒险家、探险家的足迹开始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将世界各地的奇闻轶事收集起来写成传记、小说、日记、戏剧等公布于世。如：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于1552年出版了《亚洲》；哈科鲁特分别于1582年、1584年和160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的种种航行》、《关于西方发现的讨论》和《英国民族的主要航行、海程与发现》[3](P22)等等，这大大引起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关注和兴趣。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家主要是在书斋里工作，将各种传奇、传记、日记等进行编辑出版，通过这些奇闻轶事来满足市民社会普遍的好奇心。所以他们常被称作“扶手椅里的人类学家”。 功能之二：殖民制度的“帮凶”。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全球的扩张，各国普遍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应该采取哪些政策进行统治，就需要人类学学者参与研究制定政策。英国等还专门建立过“殖民部”，聘请许多文化人类学学者参与工作。这个时候文化人类学学者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宗主国的官员，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专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正是由于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文化人类学染上了“殖民”的色彩。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米德、列维—施特劳斯等都曾经参与过这类工作。 功能之三：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海外政策的得力助手。这一功能实际上是和前一功能一样的。因为“殖民制度的帮凶”实际上也是指人类学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帮助和理论支持，只不过干了一些为今天人们所不齿的事情。 1990年代以来，世界遭遇了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合并、两韩对话、巴以之战、印巴之争、斯里兰卡的“狮虎之战”、车臣之战、南联盟的科索沃之役等等，事实说明世界并不太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局面：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这是我国长期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长期重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日宣战后，急于要了解日本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以利于政府制定相关的对日政策。但是当时没有任何条件直接进入日本进行调查研究。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了这一任务，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各种书籍、影视资料精心研究，写出著名的人类专著《菊花与刀》，同时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的“民族与国民性研究”新纪元。《菊花与刀》的出版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本尼迪克特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是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却非常成功[2](P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