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是笔者参与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中的子课题。承蒙一向关注文化思潮动向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的重视，本课题的主要中期成果得以“现代性问题与文化寻根”专栏论文形式先期发表，自2002年第2期至今，获得先期求教于专家和同行的宝贵机会。本系列文章至此告一段落，需要收尾性地做出理论上的小结。 鉴于国内理论界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寻根思潮有相当关注和讨论，而对作为20世纪全球性思想风潮的文化寻根不甚了解的现状，本课题侧重梳理出后一方面的主要线索和表现。取材除了近年来收集的文献资料以外，还借鉴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式，摄入个人的实地考察和体验。特别注意从各种边缘的或非主流的、非官方的、非学院派的亚文化视角去发现和审视问题。 比如，针对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本课题关注了西方文化寻根大潮中风起云涌的“黑色风暴”——从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说，到黑非洲艺术对现代主义的影响，再到《黑色雅典娜》和《黑色上帝》这样争议巨大的学院派著作(还可以补充的是德国历史学家阿斯曼的《摩西这个埃及人：西方一神教中的埃及记忆》，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针对西方文明主流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特别提出了在历史上长期被压抑和忽略的另外一条重要文化根脉——凯尔特文化，描述了凯尔特复兴在现代文化艺术诸方面的突出表现，揭示这一被正统文明史观所遗忘和埋没的文化传统的巨大能量和独特价值；针对父权制文明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考察了过去一两个世纪中风起云涌的“女神复兴”运动，并力求勾勒出其学术上的重要动向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冲击与革新作用；针对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精神史中的传统主导性地位，考查近半世纪以来反叛和超越基督教思想的新时代运动、新萨满主义，特别是这些民间思想文化风潮给当今文学艺术创作带来的强烈反响，分析了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超级畅销书的巫术—魔法复兴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以卡斯塔尼达为代表的人类学小说在萨满教复兴大潮中推波助澜之功用；针对西方文明自大的偏见，从后殖民的立场探究西方理性的“原始情结”和原始主义在学术上的发展及最新表现，尤其是人类学界关于帝国主义霸权话语如何“发明原始社会”的知识社会学辨析成果，在促进文明自身的反思与批判方面所起到的再认识与再启蒙的重大作用，体现为对人类学的对应关键词“文明/野蛮”的系谱学分析和文化语义学的颠覆。又从“现代性的文化体验”这个角度去审视2003年春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两大国际性事件——伊拉克战争和SARS瘟疫，把它们理解为体察现代性风险的最佳机会。希望把流于玄虚和抽象的现代性理论争辩，按照现象学的“还原”方式，重新落到当下生活中，获得亲身经历的体察和感觉丰富的领会。 如果读者能把这些分别叙述的文化现象合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现代性的文化体验”上获得感觉的整合，我想，“究竟什么是西方的文化寻根运动”的问题，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这场寻根运动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也就可以梳理出一个眉目。那么，这场声势浩大而持久的文化寻根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是怎样的呢?下文拟分三个层面做出理论总结性的论述。 一、“文化寻根”解题 我们汉语里的“寻根”这个词，总是多多少少与血缘世系上的“追宗认祖”相联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热，使这个词的文化语境得到凸显，“寻根”或“寻根文学”也就成为我们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具有了学术话语性质的流行词。翻开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寻根文学”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创作流派而占据了专门章节的内容。不过，如果将视野拓展开来，从现代性的宏观背景去审视，就会意识到寻根不只是文学现象，而是包括和涵盖了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一种思想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在学院派学者的民俗文化研究热潮(如傩文化)和非学院派非科班的学者萧兵、何光岳的上古文化研究著作中，在影片《黄土地》、《红高粱》、《菊豆》的凝重镜头画面里；在画家罗中立的《父亲》和巴荒的西藏风情油画系列中；在以董克俊、尹光中为首的美术流派“贵州现象”中；在民间美术发掘家靳之林、乔晓光等收集的抓髻娃娃和剪纸造型中；在作曲家瞿小松、谭盾等融合边远异族风格的音乐曲调中，甚至在当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俗文化村景观和各类新建“古迹”上，在徒步暴走族的新疆沙漠旅行和藏地探险游热潮中，都可以依稀感受到文化寻根作为心理情结或作为一种激情的存在和跃动。(注：参看拙文《艺术走向荒野》，《东方文化》(广州)，2002年第5期。) 寻根文学在刚刚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的80年代中国风起云涌，绝非偶然。文化的碰撞与反差，如何使文学在我们这个没有人类学传统的国家知识谱系中具有了人类学的性质，我在对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文化分析中曾有初步的探讨。(注：参看拙文：《文学与人类学相遇：<马桥词典>的认知价值》，《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1-333页。)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化寻根是一场再认识运动。其主旨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概括如下：在后殖民语境下，如何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在西方主流的霸权话语压制下的被边缘化和卑微化的事物之真相，重新发现各种本土性、地方性知识的特有价值。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种再认识的意义，如乔晓光的黄河流域民间美术考察手记《沿着河走》卷首引言所说：“我们已习惯了从汉字了解中国，从古典史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世界很少从民间认识中国。”(注：乔晓光：《沿着河走》，西苑出版社，2003年卷首。)无论从马桥村民的鲜活口语词汇中，还是从陕北大妈的剪纸造型中，我们所获得的文化信息的质和量都远不同于从课堂和教科书里所获得的。如果说文化多样性比生物多样性更值得人文学者珍视的话，那么全世界范围的文化寻根，就具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性的价值之外，寻找人类生存选择多样性和未来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重要文化生态意义。从这个高度看，文化寻根是牵涉到我们这个星球和人类的互动以及人类内部互动关系的终极关怀问题，而绝不只是怀旧、复古、保守的传统主义、迷恋民间乡土习俗或者展现地方特色。当年的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家由于尚未达到这样明确的理性认识，在创作中确实有追求地方土气风格的偏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