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并对全球化进程的诸多方面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双向推动的发展态势，更为众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并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时代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所隐含着的密切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反映了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新动向。 一、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双向推动的背景分析 自从城市出现以后，人类文明一直是与城市发展相依相随的。雅典作为城市的发祥地之一，反映了公元前500—400年间的文明观，佛罗伦萨、伦敦、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提供了艺术和科学的繁盛；第一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是1760—1830年间工业文明的熔炉，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许许多多革新发生在诸如哥拉斯哥、伦敦、柏林、底特律、旧金山、伯克利和东京等城市。正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进步，促使文化产业相伴而生，其中洛杉矶(以电影业闻名)和孟菲斯等城市尤为突出，它们促进了20世纪人文艺术和工业技术的联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Adorno,T.W.)和霍克海默(Horkhéimer.M)对文化产业几乎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意味着技术型的大众文化转而要取代个体型的文化，大众被倒置的大规模生产所压垮。(注：Adorno,T.W,Horkhéimer.M,Dialektik der Aufkl?rung,1947)但与之同时代的本杰明(Benjamin,W)却看到了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注：Benjamin,W,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 zzierbarkeit,1936.)两者的严重分歧引发了战后对大众文化的争论。不过，此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像法兰克福学派所预料的那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性崩溃”，相反，正是在产业化进程中，大众文化及其消费市场应运而生，文化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局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逐步拉近了距离。实际上，如果说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量的人群集聚，那么，文化产业则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文化产业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已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城市逐步从工业型功能向服务型功能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文化产业也相应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文化产业更进一步的跃迁却是来自于城市信息化的推动。正如安提·卡斯维(Antti Kasvio)在《传媒和文化产业》一文中所说，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从科技创新开始，其“重心从信息收集与科技的传送，逐渐转向这些科技所传播的内容。在这一阶段，最大的增长期望是从信息技术产业转向传媒和文化产业。”(注：安提·卡斯维：《传媒和文化产业》，查立友译。转引自林拓、李惠斌主编：《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之迅猛已无须赘言，就在发展中国家，文化商品贸易的增长已成为其贸易的重要特征，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1997年，其贸易量增长了10倍。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密切相关的新趋势：一是产业整合的趋势，文化产业在产业内部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结盟或重组如火如荼。1998年埃克森与移动通讯公司、MCI与斯普林特公司、旅游人集团与Citicorp合并，1999年Vodafone与mannesman合并，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这五大合并案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而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成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其总值高达3500亿美元。二是空间聚合的趋势，文化产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成高度的集聚倾向。例如，一些中心城市的信息化与媒体活动融为一体的，突显了信息时代新媒体的作用和地位。像纽约就拥有4家日报社、2000多家周刊和月刊杂志，80多家新闻有线服务机构、4家国内电视网络和至少25家大型广播公司以及数百家如Time、Newsweek等国家级杂志的总部，正是其城市信息化的结构特征导致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及其产业的空间集聚。相应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现代城市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文化产业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使整个城市增值，并以巨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而它所催生的城市新环境，又加快城市人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速度，从而大大提升了现代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事实上，如果说城市信息化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流量，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功能，那么，文化产业在自身实现新的跃迁的同时，既成为城市流量的加速器、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构建了意义交换和流动不可或缺的平台。 与信息化密切相关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再度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突显。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赢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和利润。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维度。(注：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一章，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不仅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竞争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已形成深刻的认识，提出国际贸易的“文化例外”，而且也生发了众多拥有丰厚文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感。加勒比地区以仅有150万人口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圣路西亚就孕育了三位荣获诺贝尔文学桂冠的诗人，但伊丽莎白·所罗门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一文中感慨道：“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然而，并不像北美，在那里娱乐业一直是三种税收最高的产业之一。对于如何将这些机会转化成提高人们生活的可持续能力以及使艺术家们真正获得文化表达的潜能这一问题上，加勒比地区是如此的惨败。”(注：伊丽莎白·所罗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张文镝编译。转引自同上。) 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正在形成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对此，汤姆·奥里根教授曾论述道，“比起其他问题，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竞争力是政府在全球化环境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作为公开追求‘位置’竞争力的后果，各级政府越来越把其通讯、文化和创造性资源当作竞争(因而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注：汤姆·奥里根：《文化资源与社区发展：最优化与可持续能力》，郑惠群译。转引自同上。)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竞争在城市层面展开的走向更趋突出。Dr.Justin O'Connor在论述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时十分中肯地指出，“文化产业的繁荣在城市”，“在围绕文化产业的讨论中，地方层面是十分重要的。大多数欧洲的讨论集中在成员国层面上。但是就文化产业的内部动力而言，我们应当观察地方城市或者地方城区。”“全球经济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赋予了地方城市层面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文化产业具有强烈而又自觉的地方特征的真实状况。”(注：Dr.Justin O'Connor:《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陈家刚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实际上，如果说全球化进程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竞争，那么，文化产业既从中获得坚实的支撑，也成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及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