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3)05-0056-05 沉迷于物欲是技术为主型社会最常见现象，如果社会经济繁荣是由膨胀的“物欲”所主导，人们很难获得其所企盼的精神富足。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技术理念对传统文化具有冲击力和瓦解力，然而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甚至存在“人性的陷阱”。后现代理论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成社会繁荣，也可造成社会崩溃。现代化过程不应存在文化价值理性缺位，社会需要一种具有正确价值理性，能包容技术型生产力和技术为主型生产方式向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社会管理方式。 一、在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彰显文化的价值理性 现代启蒙是在“打倒上帝”，让上帝死掉，恢复了人欲开始的。现代化的繁荣是在对人的主体的中心地位确认和履行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现代化的“沦陷”是在技术理性被过份地强化，人的人文理性逐渐被忽视过程中，走向失落的。现代化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必须重新梳理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用文化的人文价值理性引导社会的发展、进行社会管理。 文化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表达方式，价值性是它最重要的特征。相对狭义的文化而言，它的价值方式同科学技术一样，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相对广义的文化而言，科技被包含其中，科技力量只是文化的技术一面的展示。文化的价值方式具有科学无法替代的人文创造力，况且它也是可以包容科技的。文化极具复杂性，它是令人难以一目了然的，根据一位文化人类学者的统计，对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30多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认为文化有两大定义：通义和专义[1]。杜先生的理论给人的启示是，对于文化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文化表达了不同的价值。从综合性理解，文化代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使各种特质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等能够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从特定的区域或领域去理解，文化代表社会不同的价值。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集团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质，从而使价值丰富多彩和多元化发展。从文化的作用力方面理解，文化具有广泛的渗透力，总是能创造“添加价值”，即新的人文价值和价值追求，这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美国当代哲学家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由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文化的落后，既会导致原创动力——“意义”的缺失的问题，也会产生使实现“意义”的科技方法难以生长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为什么总是难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商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文化力的冲击和引入，在这种背景下，以商品生产者身分出现者是无法理解别人的需求“品位”的。缺乏文化价值活力的社会，将是“死寂”的社会，与动物世界有何区别?知识经济的出现，加速了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过程，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即以人的文化相对优势的较量逐渐地取代了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现代商品无不包含文化含量，文化经营方式已开始被人们采用，商品的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文化因素参与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也日趋显著。谁拥有了具有文化智慧和科技技能的人才，谁就拥有了持久的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离开了文化的作用，就失去了智力支持、情感协作和精神动力。提起文化最容易使人联想起知识，还有弗兰西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文化与知识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化不仅仅只等于知识。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把物质文明和人的完善贯彻到实践的目标中，在方法上将科技原则和伦理原则统一起来，以“自然”作为对象的，主体与客体互动前提下，实现主体客观化的过程。诸如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等众多的形式。知识本质上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知识具有“知识力”，毫无疑问，文化也是具有“文化力”的。在当今所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谁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谁就有了制高权。综合国力的竞争，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等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只有那些通过终身教育的方式，不断以文化的价值和技术充实自己的人，才永远是不败的人才。因此而言，文化国力是根本的力量。曾经有一个电视媒体报道过，在西方能跻生于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59年，而我国能跻生于500强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3～4年。为什么呢，其原因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从家族模式起步的，这种狭小家族文化的惯性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一旦它与世界级的强手抗争，企业文化底蕴力的薄弱就会暴露出来，加上资金周转暂时的困难，企业当然只得被人家从“擂台”上赶下来。市场经济是重价值的，是一种为创造价值，交换价值，消费价值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定义，它就是价值实践，文化的“意义”是它的轴心。重新审视原来物质生产方式理论，建构一种符合价值实践的“技术——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互动有利于克服合法化危机。所谓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当某一理念和实践模式被社会认同后，再经过社会权威的方式确定，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直接威胁着系统重新的整合，从而危及原有的社会系统结构。当人们满足自己了解“世界究竟是什么”的强烈愿望时，于是，“他们惊奇发现世界的‘现实’原来是由同一文化成员共同享有的某些观念所建构的”[3]。其实任何社会的共同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社会认同是通过旨在维护系统的整合能力而间接确定下来的，在阶级结构基础上，这种社会认同往往是很脆弱的”[4]。人在社会生活中被结构化，而形成稳定的人格，不同的文化会模铸出迥然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对于成功，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体验是愉快感和自豪感，因为成功是他有能力的表征；而中国人对成功的体验则是愉快中夹杂着惧怕，因为鹤立鸡群意味着游离群体而构成被孤立的威胁，这是中国“中庸”哲学的文化价值反映。事过境迁，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也许我们会为过去所表现的那种姿态而感到好笑：居然会把虚伪的“谦恭”和“夹着尾巴做人”当作处世之道。当然，在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贯穿几千年的“诚信”理念也是令我们自豪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文化反思恰恰具有一种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力量。经济一体化伴随着文化一体化的冲突与交融，并不是文化链的断裂，也不是重建文化的篱笆，而是通过文化对话，找到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既能保持文化特质，也能促进文化交融的，并具有再生意义的价值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