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想，亦称比较哲学，近年来在日本发展迅速。60年代初，日本几乎无人使用“比较思想”这个词语。自1974年成立比较思想学会后，已拥有1千多名会员。 这一切同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中村元博士的努力分不开。中村元学术研究成就巨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比较思想方面的研究。尽管法国哲学家保罗·马松·奥苏尔、德国哲学家保罗·杜逊以及印度现代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早就试探性地进行过这方面研究，但是中村元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客观而公正地研究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哲学思想。代表作有《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四卷本，1962年修订版）、《比较思想论》（1959年）、《平行发展——思想史比较》（1975年）等。1994年6月出版的《比较思想的轨迹》收录了作者近30 多年来，在各种比较思想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演讲、发表的文章等，反映了作者进行比较思想研究的宗旨、立场、方法，阐释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新的思想观点。 中村元比较思想的研究，先是从日本、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着手，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基于东方人的思维来研究东方思想体系。随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不同特征，强调建立普遍思想史的必要性，并展望未来东西方思想综合的可能性。他在《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中《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一卷里，认为中国人具有静态地理解事物的倾向。这种静态理解的态度，同重视个别的思维方法相结合，产生一种偏重依恋过去事实的思维特点。因此，中国人往往重视经验，而不强调抽象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依恋以往事实，在崇古的风气中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一卷中，认为日本人强调直觉，而不重视逻辑推理。他们倾向于接受所面对的现实，一如原状地承认人类的自然的欲望和情感。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价值观，以及集团或阶层的排外感等。对印度人、西藏人的思维方法，中村元也分别作了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了这4个民族的思维方法， 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了东方最有影响的民族。只有在进行了这样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得出关于东方人的思维方法的一般性结论。”〔1〕他在《比较思想论》一书中比较了东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探讨了比较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东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不同，东方人是综合型的，西方人是分析型的；东方人对事物的看法是直观的，西方人是推理的或是逻辑的。他还指出，思想具有一种超越最初倡导这一思想的时代及国土的深远意义。思想对于全人类来说，具有一种无法估量的价值。无论未来的哲学将开辟出一条怎样的新路，思想的这一特性永不改变。他认为只有对各种不同的哲学观念进行互相比较，并与人类生命的本质联系起来考察，才有可能达到真理。展望未来，东西方思想存在着综合的可能性。尽管各种哲学因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差异，尤其它们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但仍然可以促成世界哲学的形成。他建议采用一种“并用的方法”，坚持两个原则：公平和宽容。假如真正做到这一点，将来势必能消除“东西方的对立”。他在《平行发展——思想史比较》一书中，通过对东西方思想史的大量资料考察指出，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平行发展过程中都有相似的现象出现。即使各个民族使用的定义概念不同，这些相似的现象肯定出现于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他相信，文化的发展是有秩序的，其规律在所有的文化史中都是一样的。这种秩序或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的反映。例如，神的概念、不生不灭的问题、正统派和异教徒的性质区别、道德的价值等，这些问题曾显现在各种民族文化的发展阶段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村元比较思想的研究，超越了时间、地区、种族、国家等界限，站在世界的高度。他勾画出人类思想史上从古至今各种文化传统的一幅综合性的客观的图画。综观这幅图画，能使人超越于东方或西方，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观点，即对整个人类的思想进行反思。他精细地研究东方哲学，但并不想显示某种特定文化具有什么优越性，总是客观而公正地表述，试图以他创造性的研究来引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比较思想的轨迹》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他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态度。例如，他在1969年举行的第5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发言指出， 要“以综合东西方的思想，发现未来文明理想的新路”。1974年，在比较思想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又说，“随着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研究，可知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并非互相独立地发展，而是有着各种密切的交流。这是越来越明显了。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思想史。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时期。”然而，尽管如此，保罗·杜逊的观点目前愈加具有现实意义。即重新审视同哺育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同之文化的对立态度。传统文化中有必须维护的东西，理当维护到底并使其发展。 中村元提倡“系统思考”，即承认人世的各种价值，解决它们之间的相克问题，赋予各种价值适当的地位。1979年5月，他在第12 期《思想的动向》杂志上撰文认为：“体现于人们生活中的种种价值，时而矛盾对立，时而相克相灭。例如，‘美’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刚毅’是行动者必须的品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矛盾。对崇尚美的人来说，‘刚毅’有时会给人以粗暴和不舒服的感觉。另一方面，在社会现实中，果断行动的人则不大注意‘美感’问题。要解决这些对立相克的问题，必须将各种价值置于合适的地位，也就是要进行‘系统思考’”。他还认为，“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整个世界的重要问题。各民族、各文化圈的价值观不同，有时甚至会引起武力冲突。因此，这是一个重要、不容回避的问题。”他希望找出“通行于各文化圈的普遍的东西”。 早在60年代，中村元就考察探讨了东方的思想精神在西方的传播和渗透，例如“美国社会同印度的神秘思想”、“美国人心中的东方世界”、“美国的佛教”、“禅在海外”、“美国的各种宗教的协调”等，认为美国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精神正在丧失和发生变化。《比较思想的轨迹》中有一篇是作者1990年在比较思想学会第16届大会上的“特别演讲”，题目是“日本走向世界——世界思想史的一个课题”，认为曾经吸收了中国、印度、欧美等东西方文化的日本，必须放眼广阔的世界，对自己进行反省和重估。这是日本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他不认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处于锁国状态，孤立于世界，而是同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也不认为二战前日本是所谓万国之首的皇国，战后则在西方标准的尺度下成了畸形和古怪的国家。他指出，日本思想史是世界思想史的一环。日本同世界有着很多可比性。例如，日本神话同古希腊神话很相似；日本的古代宗教同希腊一样都是多神教。印度文明通过佛教传至日本，但与佛教无关的印度教神话等同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类似。日本从飞鸟、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同中国的隋唐王朝类型相同，文化明显相似。平安朝的文艺属于浪漫主义，虽与西方不同，但日本浪漫主义总体的变迁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发展进程相同。在描写极乐净土的庄严和地狱的恐怖这一点上，日本的《往生要集》可同西欧但丁的《神曲》相媲美。禅的初衷是否定传统的权威，抛弃固有的观念，与此相对应的有希腊的犬儒派等。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则被称作日本的“文艺复兴”。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大量进入，日本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然而作者对日本只是输入外国的思想文化，而不向外宣传自己的文化表示不满，希望改变这一状态。在谈到哲学等今后的方向时，中村元认为“日本的学问陷于新康德派的价值分裂症之中，而事实上根据地区的哲学分类已渐渐失去意义。”他还认为“比较思想对人类未来的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