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 存的状态，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错位，各种文化话 语多头运行，交叉运作。对于我们身临其境而又热闹非凡的当下，学术界从不同的视界 给予了命名：后现代景观、消费社会、全球化语境、技术关联时代等，不同的言说指称 当下几近相似而又变幻纷纭的存在状态。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全球化 这一机遇及所带来的挑战，而是对我们民族整体性的存在构成了全方位冲击，特别是对 我们民族文化的生成发展带来了极大风险。在民族性诉求与全球化“之间”的错位中， 当人们竞相追逐“指标”的完成以庆幸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被 遮蔽而渐趋遗忘或被转移了。本文试图在此“缝隙”中探其究竟，全当是引玉之砖。 一、全球化下的民族文化危机 全球化的非地域性和超越时空的特性使它带来了技术、信息、文化等的传播。全球化 凭借信息技术，同时又使信息技术全球化，从而导致今天全球化内涵远远超出经济领域 ，形成以资本、市场自由化为前提的商品、技术、信息、传媒等互动的多元文化景观。 就一般共识而言，全球化是对现代化的全面推广和延伸，它以现代性为诉求目标，而现 代性首先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它们的价值观为参照系的。在追求现代性的 过程中，西方是以两种模式来完成的，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模式(早期)和以美国为 代表的信息化模式(晚期)。无论是欧洲化还是美国化的现代化方式，都以西方价值观念 为诉求目标，都明显异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以此为背景的全球化进程，必然是以西方文 化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强势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和侵蚀。因为全球经济“游戏 规则”的制定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产业标准是由强势经济颁布的，主要反映发达国 家的愿望和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输出经济的同时，也输出文化和价值观。而发展中 国家为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接受它们的输出，在貌似公正的“游戏”中，掩饰着发达国 家推行一己利益的霸权逻辑。其实拨开喧嚣浮躁的雾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全球 化是以现代化为诉求目的，现代化又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而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 化就契合了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诉求，而全然不计它在本根上乃是现代技术揭蔽的产 物。说到底，全球化是现代技术的全球化。(注：在此，技术是在海德格尔意义上使用 的，在本质上，技术不是技术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揭蔽方式，而现代技术乃是一种强行 的僭越的去蔽方式。技术发展到此阶段必然走向它的完成——全球化，这是世界文化危 机的表征和根源，在此因限于篇幅不便展开，只作结论性的提示。)我们在此隐忧的不 是经济的全球化，(注：例如，法国人最大的担心之一是美国的好莱坞，惟此法国在WTO 规则的制定上激烈捍卫自己的文化，对于巴黎随处可见的麦当劳乃至迪斯尼反而不担心 ，尽管巴黎近郊的迪斯尼乐园正在摆脱连年亏损的商业局面，但法国人心里明白它仍要 以不断的法国化甚至巴黎化来保证其在法国的经济存在。)而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凭借经济、技术为依托的强势文化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构成的挑战 。它们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日益蚕食着各个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并借着现代技 术的揭蔽神话而铲除各个地域性堡垒，使之强行或不由自主地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 ，作着无根的漂浮。 我们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共生的张力场中，只 有基于此语境，传统才具有价值，西方也才具有意义，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诉求才不是无 的放矢。而那种简单地以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就能解决我们所遭遇 的所有问题的想法愈发显得肤浅可笑，它极易遮蔽真正的问题并丧失前沿意识。只有对 此语境有所洞悉，那些被遮蔽的问题才能被揭蔽，那些背景性的东西才能走向前台而放 出光彩。 就中国当下现实而言，若从一个相当的远处看过去，或许有些问题能够获得清晰的视 野。回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屈辱困顿时代，我们是如何步入现(近)代化进程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亦步亦趋，在起步的伊始就 有着一种错位，谙熟积习之弊而想一蹴而就的仁人志士，把学习西方的目标价值定位于 富强，以为船坚炮利就可救国。于是先是在器物层面，进而在制度层面，后又在思想观 念层面向西方学习，这种以“双脚先探出母体”的“倒置”步入历史进程的结果，只能 是头破血流，甚至造成“难产”的结局，从而愈发证实了先前思想观念认识的错位。一 般思想界的共识：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的大致程序，是从精神的启蒙到政治体制的变 革，再推及经济领域的产业革命。有论者将其比喻为“近代的婴儿脱胎时是头(精神)先 探出母体”，因此是“顺产”。(注：黄克剑：《寂寞中的复兴》，江西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而大多数东方国家刚好与此相反，即首先接受先进的技术和经济成果，由洋 务运动至维新变法而至革命，最后才意识到精神教化以及发掘自身思想资源的重要。可 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种“错位”中蹒跚而至的，因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已经不再是向西方学习以救国图强、化解国内文化危机这单一价 值指向。在此犹有一层值得分辨的是，此际的文化危机已是全球性的。“事实上，在东 西方冲突的文化表象下，潜伏的是一种对传统信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既 存在于东方，同样也存在于西方。可以说这种传统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是东西方文 化在本世纪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关系到整个人类文化的命运。”(注：王岳川：《中 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这种人类文化危机是伴着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和技 术的形而上学化不期而至的。“无论如何，卢梭、康德的时代，或叔本华、克尔凯郭尔 的时代，科技‘知识’的加速增长还不曾像二十世纪这样竟至于以‘爆炸’相喻，而当 今人们的‘灵魂败坏’的程度又更甚于前三个世纪。一方面是贪欲、攫夺欲、征服欲在 ‘知识爆炸’刺激下的急剧扩张，一方面是灵魂得以自持的良知的愈益隐没，这是今日 所谓人类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由所在。文化危机也是生存危机，但危而及于生存的不 是物帛的匮乏，而是心魄的摇夺。”(注：黄克剑：《学术自觉与学人境界》，载《东 南学术》2002年第5期。当然这种世界文化危机不是今日始，只是在20世纪危机达到了 它最深的程度。而就中国学术界来说，对它的认识、反省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渐 趋浮出水面的，晚年的严复就有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反省。)可以说，当下中国除了 面对世界文化危机这一共时语境，还要虑及自身的文化危机，“中国当代文化危机实际 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 文化研究》。)以及传统文化如何由学术资源生成为具有言说当下能力的思想资源。在 当下语境中，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制衡作用在转型中日益失效而导致价值平面化，实际上 是意义世界的失效及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致使现实世界无序化及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历 史感和责任感，这从根本上背离了这样一个准则：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应有人文精神作 背景。正是这双重文化危机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焦虑，再加上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使本来 复杂的语境愈发纷纭莫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