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实际上已发动了一场革命，其影响直接波及现代西方哲学。只有清楚认识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重要作用，才能对康德哲学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 一、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前提 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它是早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立的一门以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形而上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或存在本身，其核心就是实体的存在；根据本体论的观点，本体论所研究的本体也是“存在”、“有”。所以，形而上学的对象和本体论的对象是相通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是相通的。 在形而上学家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既是最高的认识对象，又是最终的价值对象。作为最高的认识对象，它是至真的对象，把握它便可以获得绝对知识；作为最终的价值对象，它是至善的对象，把握它便可以具有最圆满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着形而上学的任务。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至真的对象，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便是认识这个对象，以获得绝对知识；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至善的对象，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同时又是（从道德上）追求这个对象，以达到最圆满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对象和任务又制约着形而上学的方法。从形而上学要认识至真的对象这个方面看，形而上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逻辑方法，在康德以前，主要表现为以直观公理为基础的、以矛盾律为主导的理性演绎法（或公理推导法）；从形而上学要追求至善的对象这个方面看，形而上学的方法又应该是一种（道德上的）信念方法。因此，我们如果要从对象、任务和方法三个方面来确定古希腊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话，概括地说，形而上学的意义就是“求真”和“求善”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用逻辑和信念的方法去认识和追求真与善相统一的实体。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说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但从实质上和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上看，形而上学的“求善”体现在“求真”之中，形而上学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或者干脆不如说就是“求真”，具体地（也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在直观的基础上，用理性演绎的逻辑方法去认识实体、寻求关于实体的绝对真理，其结果或目的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具有绝对确定知识的“科学之科学”，成为“科学的女王”；这种目的达到了，“求善”的目的也就自然达到了。 在形而上学那里，只有完成了“求真”任务，才能填补现象与本体的鸿沟，才能追求到“至真”、“至善”，形而上学才能有稳固的基础，形而上学的意义才得以实现。因此可以说，认识实体、求得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是支撑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础。同时，一旦形而上学的“求真”任务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牢固了，形而上学便成了绝对知识。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展开形式看，其结果是封闭式的绝对真理。 形而上学的意义从其确立之日起，就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就是说，形而上学要想成为具有绝对知识的“科学之科学”，必须以完成形而上学的任务即真正认识实体为前提，否则，不仅形而上学难以成为具有绝对知识的“科学之科学”，甚至我们不能有关于形而上学对象的任何确定命题。但是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外在的、无限超越的宇宙实体，从感性经验出发无法现实地认识这个实体，而实际认识又必须从感性经验出发，因此，形而上学难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哲学家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是：无须凭借经验，单凭人类理性即可认识实体，并据此演绎出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实际上，这是一种独断论。所以，当西方近代哲学着重研究认识论问题时，不仅唯理论自身暴露了理论困难，而且也遭到了经验论的打击，特别是遭到了休谟的彻底批判。这一切使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时，形而上学已由“科学的女王”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康德语）。形而上学的危机是迫使康德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行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危机从否定方面构成了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前提的话，那么，形而上学的唯理论还从肯定方面为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提供了前提。唯理论认为人的认识、人的理性有把握实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的能力，这就从客观上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本体的达到与人相关，没有人的理性能力就没有现实的理由去谈本体论问题，离开人就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也不能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由古代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向近代侧重于认识论的研究的发展表明形而上学发现了人，形而上学正在向人的方面发展；形而上学认识论即唯理论对人如何把握实体的考察，揭示了人是达到形而上学本体论、保证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实现形而上学意义的手段。然而，形而上学在近代对人的重视还只保留于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片面的重视，仍然是将认识主体放在与客体外在对立的地位上来加以孤立地考察，而没有将人看作以全面的（认识的、实践的、情感的）方式能动地统一客体于自身之中的主体。因此，近代形而上学仍然不能找到真正确证客观世界本体的中介，最终陷入了独断论。只有一种真正立足于人本身（而不是立足于人的一项能力）的人类学，才能完成主体向客体、思维向存在、现象向本体的飞跃。这正是康德哲学所指向的方向。 二、康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针对形而上学的危机，特别是休谟怀疑论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威胁和否定，康德指出，休谟的因果性理论把传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证明为一种“来自观察的心理习惯”，“……这就等于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他承认说， 休谟的揭示“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同上书，第9页）。但他反对因噎废食的办法， 主张“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同上书，第16页），并且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同上书，第168页）。这科学不是或然的，而是普遍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