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大多关注社会问题，以知识分子或社会批评家著称。如果说伏尔泰等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者”，萨特和福柯则是其批评者。本文旨在分析福柯关于现代性的有关看法。通过对合理话语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福柯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并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他向人们展示了理性批判的新策略。 一、现代性的界定 毫无疑问的是，福柯的所有作品都涉及现代性问题，但他很少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也从未明确界定何为现代性， 他甚至声称不知道现代性的含义：“我不知道这一用词所意指的问题类别”。〔1〕或许是不愿意卷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缘故， 福柯才有了上述说法。 其实，福柯的作品表明，现代性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尤其与如下两种重要的思想倾向有关：一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一是康德以及其他人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现代性与笛卡尔以来的理性潮流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应当融入理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内容。前者主要体现为认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把理性确定为真假之标准，后者体现为人们对理性的批判意识。现代性与作为认知意志的理性是伴随始终的。 由于康德的反思，现代性表现为理性由他向批判过渡为自我批判，在《物的秩序》中，福柯这样写道：“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2〕他认为“康德显然创立了两种伟大的批判传统， 当代哲学因此而分化。”〔3〕一方面，康德的哲学继续着追求知识、 追求真理的启蒙理念，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的认知意志。另一方面，通过把理性限制在经济范围之内，康德使理性不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福柯认为，康德对理性的这一限制和批判，事实上开启了从黑格尔以来，经由马克斯·韦伯，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反思形式”，也即理性批判传统。他进而声称，自己也是在这一框架内工作。〔4〕康德的独特性表明，现代性不仅指向理性，而且包括理性的自我批判，进而包括理性的自我分化。 现代性意味着理性的全面渗透，在现代社会中，它渗入了知识、技术、政府管理以及艺术等领域。福柯表示，他不对理性的全面渗透作总体描述，而是致力于揭示理性的各种合理性形式及其作为问题的谱系。他尤其探讨了各个具体知识部门中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经验（如疯癫、疾病、违法、性欲、自我认同）、知识（如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和权力（如在精神病机构、刑法机构和其他涉及控制个人的机构中行使的权力）之间的关系。”〔5〕也即， 分析人的认知意志是如何确认知识和真理的，又是如何以真理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异已的。福柯进而把哲学理解为人们在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用以实现区域性目标的工具。因此，福柯对现代性的关注就不可能是纯粹思辨的探讨、概念的演绎，而是一种理论实践：揭示妨碍自由的方式的真相（认知意志在获得具体知识的同时，如何限制了人的自由），经由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而提出理智对策。显然，这一“理论实践”体现了福柯本人所设想的认知意志和批判意识的完满结合，也即，福柯以自己的认知意志来揭示现代性的真相，并通过这一揭示而更新自己的批判策略：通过局部批判而获得具体的自由和解放。 二、现代性与认知意志的排斥性 福柯接受的最大影响来自尼采，尤其是尼采在1886年左右写成的著作，但他很少写文章研究尼采，除了一些演讲外，主要的回报形式是将自己的《性史》第一卷命名为“认知意志”。福柯的作品事实上一直关心现代人的“认知意志”，但在1970年向法兰西学院做的学术报告《话语的秩序》中，他才第一次明确地把认知意志作为一种“排斥规则”提出来，后来的作品则更为关心认知意志的生产性方面，至少认为它是排斥性和生产性的结合。他从考古学层次上分析人类的知识，事实上就是要像尼采一样，不看知识是否是真理，而是看它如何体现人的认知意志、真理意志。 福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一直面对着知识问题。最初，人们追问知识的本性、真理的本性，并认为可能通过某种确定的道路通达真理。自尼采开始，问题开始转换，人们不再追问真理的本性，而是把它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要问的是：“真理走过的最碰运气的历程是什么？”这一转变显然对真理的客观性提出了疑问。但是，福柯并不打算据此否定真理和客观性，他只是悬搁了这一问题。G·Gutting在其《米歇尔·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中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正确地理解，考古学是一种揭示一个学科如何发展了具有有效性和客观性规范的技巧，而不是对任何规范的可能性的怀疑……它被规定为是对一个学科的认识论主张的细致研究，而不是拒绝这些主张的前定工具。”〔6〕也即，福柯的确不关心某一学科是否是真理的反映，而是认为这些学科代表了人们的认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不管把知识和真理看作是确定的、必然的，还是看作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人们总是与知识和真理有着牵连，人们总是在发挥着自己的认知意志和真理意志。 在早期，福柯看到的是认知意志的排斥性方面。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话语的生产（因而知识的生产）都依据于一定的步骤来控制、选择、组织和调整。这些步骤的作用就在于削弱话语或知识的异质力量和危险，在于应付偶然性，并因而使之符合理性的规范。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应当采取一些排斥规则：禁令（诸如禁止谈某些话题，禁止某些人谈之类），分化与拒绝（诸如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后者受到拒绝），认知意志（真与假的对立）。福柯尤其关注的是“认知意志”作为排斥规则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认知意志与前面两种排斥规则不同，似乎不是那么具有任意性和偶然性，把它作为一种排斥规则因而有些疑问，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福柯写道：“当然，作为一个命题，真与假的区分不是任意的、可修正的、制度化的、极端性的。然而，换个方式提问，问在我们整个话语中，那在我们历史上持续过如此多世纪的真理意志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或者如果我们问：在一般意义上，是哪一种分化主宰着我们的认知意志，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排斥系统的存在。”〔7〕首先，福柯认为认知意志是历史地分化和发展的， 因而不同时期的真假标准可能有不同，于是一个时期的真理在另一个时期则作为假的知识受到排斥。其次，认知意志也受到制度的支持，不同的制度会支持不同的真假标准。总之，“我认为如此依赖于制度支持和分配的认知意志倾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施加一种压力，一种限制的权力。 ”〔8〕人们都寻求把自己的话语建立在真实话语标准之上，而把其他话语作为虚假的话语排斥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