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论转向与哲学解释学

      【内容摘要】西方哲学在从语言论转向后现代释义哲学过程中把理解从本体论上规定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既是人的归宿，又是人的使命。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就是理解。生命的意义在于与历史文本的视界融合，而理解就是生命创造性的展开。通过对理解的超越，人类不断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文本，获得新的自我理解，从而走向永恒的未来。

      在西方思想语境中，哲学是关于Was ist sein（存在是什么）的询问、思考和知识。哲学的问题方式因其论域展开和内在矛盾而不断变化，从而使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出现了两次转向：一次是知识论转向，它使哲学由研究超验存在的古代本体论转为研究认识的主一客体关系的近代知识论；另一次是语言论转向，它把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为对主体间交流和传达及人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个意义的世界，意义需要理解，正是语言才使得意义理解成为可能。因此，语言研究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特点。关于从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作者已初步论及〔1〕， 本文的研究取向是在哲学语言论转向背景下欧陆哲学关于解释学的理论运思和建构。

      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哲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存境域的终极关怀和存在意义的理论表达。在西方人的精神信念中，人生有限却渴求无限和永恒的超越，短暂的感性个体生命却期望成为超迈卓绝的亘古生灵。当人们渴求超越、追寻自由、冥思终极意义时，人便具有了哲学禀赋。哲学的产生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得以可能提供一种终极本体的理性论证。

      但是，柏拉图哲学的“洞穴”比喻把感性个体的存在视为理念的幻影和囚徒，从而区分出不真实的感性生命与绝对真实的理念本体之间的对立，个体存在被遗忘了，被隐没在对抽象普遍的存在的玄学关注里。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试图以“我思，故我在”来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但因其思维主体的抽象理性本体的性质，驱迫康德在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之间划出一条威胁人的个性统一的冷峻“鸿沟”。

      黑格尔哲学关于统一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努力表明了理性的胜利，理性的胜利造成了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但人性的完整却被分裂为碎片，他为维护思辨体系和绝对理性的完整而牺牲了人类的感性生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思辨地论证人的绝对性和无限性，而在于实际地关注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境遇；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在其现实性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的、社会的实践方式就是人的感性生活和存在方式。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个人生活境遇的热切关注和寻求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解放不同，其他欧洲哲学家更愿意在理论层面或语言形态中关注现代人个体生存的苦难悲剧和边缘状态。在他们的视域中，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不仅是技术理性造成了人性的分裂，更深层的根源在于，由于上帝、形而上学和理性逻辑的抽身离去，人失却了终极实体的依靠和稳固根基，处身于“无家可归”的被抛弃状态。理性逻辑减退了感性生命的自然灵性，形而上的实体无法慰藉个人的孤独灵魂，上帝的抽身隐没使人最终失去了获救的希望。诸神的逃离意味着黑夜降临，人生在世失去了根基。既然诸神、本体和逻辑都是sein的实体化和理性化，Sein的隐退就使人有必要站出来生存（Existenz），而语言为人提供了生存一番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和历史，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即人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质言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性的。

      感性个体的存在（Sein）是在此（Da）存在，即此在（Dasein）。Dasein意味着人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实体、抽象的主体或超越的无限，它表明感性个体的情绪性存在的方式以及感性个体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哲学把Sein 当作一个 Seiende （在者）去探究使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Sein本身。只有Dasein才是存在意义的追询者和展露口，而人这个此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追询存在的意义。语言使此在场并构成其本质。在语言这一人的存在方式中，Sein和Dasein的意义得以揭示和敞亮。无家可归的现代人的精神灵魂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当然不意味着人拥有语言便恬然安居于世界，也不意味着人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只是表明，此在之生存就是走向语言之途，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意义关系。“此在—语言—理解”突现为意义探寻的内在逻辑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哲学中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内在差别，语言论转向后对语言的哲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传统的不同旨趣。一般来说，英美分析哲学侧重于语言的“用”，关心如何正确地或科学地使用语言；欧陆人文哲学则注重语言的“体”，强调语言的非工具性、非逻辑性和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英美哲学的分析性质和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对语言的考察和批判，给语言划定界限，分清什么是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对于可说的要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哲学就因无事可做而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欧陆哲学“对语言所作的阐释不过是要指出语言现象的存在论‘处所’是在此在的生存状态之内”〔2〕，把语言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尼采认为语言到处都生病了， 成了一种自为的暴力，在语言的衰落中，人们也成了词的奴隶。他对语言的无情批判呼唤着一种真正的语言，它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3〕。 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哲学，他早期把语言的使用建立在意向活动之上以寻求绝对意义，晚期则在生活世界中考察语言的实际意义，发现意义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海德格尔则指出，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事件。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真正的语言是诗，“出于此在之命运，存在之敞开才为诗人所思”〔4〕，人生在世， 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语言中显现其意义，并为语言所敞亮。就其本质而言，海德格尔使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不再具有实体关系（古代）和认知关系（近代），而是成为一种意义关系。意义关系的揭示是通过语言的阐释才成为可能的。由此，解释学由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而成为哲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