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主体性问题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深入而日益突出，并由此沿着认识论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向纵深发展。《哲学动态》杂志率先发起了对历史过程主客体问题的讨论，10来年的研讨，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当我们回顾总结这场讨论时，不难看出，这其中不乏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影响，而卢卡奇又堪称其首。因此，我们再对卢卡奇的历史主客体观点进行比较全面、透彻的分析，理清其来龙去脉，对于反思这场讨论的意义及其未来走向，都不无裨益。 一、阶级意识与物化思想 卢卡奇关于历史主客体问题的思想，前后变化发展较大。在其早期，他的历史主客体思想与黑格尔有着渊源关系，受其三段式的影响，卢卡奇以阶级意识为契机，认为具备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便由客体上升为主体，从而体现了历史主客体的统一。此时，卢卡奇还只是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理解历史主体概念。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阶段对自身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从人类的自为存在这一高度上来理解历史主体概念。 卢卡奇早期的历史主客体概念与社会存在中的对象性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对于后者，他用物化这一概念来理解人的活动的对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着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商品这一细胞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物化现象，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结构中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有穿透这层物化屏障，才能窥视其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痕迹”。 这时，卢卡奇还只是从异化的、外在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活动的对象性，把它作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在他看来，这种对立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活动本身，最后连人格本身也被异化了。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关系中的物化现象只是揭示了人的活动的对象性关系中消极、否定的一面，即对立或异化的一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历史现象。但是卢卡奇没有看到物化现象的历史条件性，而是笼统地把异化与对象化划了等号。 显然，早期的卢卡奇既没有用主客体的概念来理解对象性关系，又没有把物化现象纳入到一般的对象性关系中。他只是用物化概念来揭示现实中的异化现象，并进一步将异化现象由活动的对象性推及之于活动的规律性，认为，人对人的直接关系，被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中介，这些规律便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作为物化关系的核心和基础的人，只有在消除了这种关系的直接性之后才能被发现”〔1〕。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意识虽然是现实中物化关系的反映，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象黑格尔那样，把它作为“反思规定”而看作是把握现实的一个“永恒”阶段。卢卡奇认为，这一物化意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因此，对于物化意识，就不仅仅是通过一场简单的思想运动就能够消除的，只有通过阶级意识指导下的实践，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废除物化现象以及物化意识，这一历史使命是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的，无产阶级借助于阶级意识实现历史主客体的统一。 由此可见，卢卡奇早期对历史主客体统一问题的论证，带有很明显的黑格尔三段式痕迹，并且用物化概念来理解人的活动的对象性与人之间的对立性关系。但是卢卡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吸收了马克思的方法，通过物化现象屏障，看到其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迹，使人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2〕，并认为，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 才能使历史真正地成为人的历史。 二、历史主客体思想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卢卡奇的历史主客体思想在两个方面发生了转变：第一，他开始认识到对象化与异化是两个有所区别的范畴，对象化是一种中性现象，具有双重性，它是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手段，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由于人的任何实践活动的结果都表现为一种对象化，因此，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是不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而异化则表现为社会存在中的对象性关系与人的存在相冲突，或者说，只有当人的本性在社会存在中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才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第二，他挣脱了黑格尔的束缚，不再仅仅将历史主客体概念局限于三段式理解，而是进一步以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为切入口。 这两个方面的转变使卢卡奇深切地感到，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就必须使一切都从头开始。他把这一曲折的发展线索归结为：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开始，经过经济学和辩证法的考察，最后达到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立。卢卡奇思想上的转变，也有其历史背景：自从他1930年到了苏联，以及二次大战后东欧、中国等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正是这一历史的变迁，使得卢卡奇不再把阶级意识作为历史主客体统一的主要中介因素，而是转向以社会存在的本源为起点，去分析主客体的分化与统一。在对其早期的思想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卢卡奇后期的历史主客体问题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