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怀疑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独特而悠久的认识论倾向,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自从怀疑主义出现以后,它就以并非连续的方式伴随着认识的发展与深化,而且每一次怀疑主义的兴起,都总是在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及其导致的对知识的确切可靠性满怀信心甚至盲目乐观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怀疑主义往往对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打击,因而它从来就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正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们以其虽令人苦涩却使人清醒的论析迫使建设性的哲学家们进行反思,从而拓展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促进了人类知识的阶段性增长。 一提到“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马上就会使人想起古希腊的皮浪、近代的休谟和康德,这些人在历史上曾因否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或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或彻底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声名狼籍”。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的消极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和足够的批评,但是其积极意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种积极意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曾先后被黑格尔和列宁所注意到。本文打算对怀疑主义作一番考察,并揭示其包含的真理的成份以及在认识史上所起的正面作用。 一、早期怀疑主义与认识论的发生 哲学中有关人类知识的性质、对象、范围、确定性和检验标准的那一类研究,通常称之为认识论,不过这一类研究在时间上是晚于另一类研究的,即追究人之外的这个宇宙的起源、本性起源的根据和变化的源泉等,通常称作本体论。哲学最开始只是本体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真正值得关心的,只是与宇宙本身的终极性质和状态有关的那些问题,至于人对于这个宇宙的了解和说明,则是一件当然可能的事情。 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被称作“自然哲学家”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对认识论问题予以注意,而是专心营造他们的宇宙发生论,以此向人们提供最初的哲学信念。大致来说,当时的哲学家按地理位置分成了伊奥尼亚派和南意大利派,并形成了最初的哲学对垒:伊奥尼亚哲学家致力于寻找某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物质作为派生、演化万事万物的“本原”;南意大利哲学家则关心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且造成后者千变万化的抽象原则或“思想”。不过,这两种不同的见解还不能被视为一种严格认识论上的争论,因为无论是感觉还是思想,在这些前苏格拉底哲人看来,都仍然是他们力图予以刻画的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换言之,后来被称之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和分离的那种哲学意识尚未出现。既然如此,这些早期哲学家所能做的,便只是指出感官或思想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一致性,而不能也不必说明这种一致性在认识上的理由。无论如何,他们绝不会怀疑认识自然的本性是可能的;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的提出,恰恰是哲学认识论得以产生的条件。 这个问题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才由智者学派第一次提了出来,其提问方式便是怀疑。智者们对先哲的知识乐观主义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性审查。他们指出,对自然的说明总是通过人的感官进行的,感官介于客观的自然界和主观的知识表述之间,它既异于前者又异于后者;它既可以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又可以是阻隔两者的屏障。智者派特别注重感官作为主客体间的屏障的意义。他们因而断言,要想获得关于宇宙本身的存在、性质及状态等等的确切知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认识的目的与认识的手段是不相适应的,我们除了可以知道自然事物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中的“显现”外,什么也不知道;而先哲们的失误就在于将假像或幻像当成了真像。这样一来,就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有天然的一致性的神话,促使人们将关于自然的知识(各种解释、说明和预测)与自然界本身加以对照,以便找出它们之间的界线。智者派反复问道:我们果真能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吗?我们自认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究竟有多少确实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又有多少只不过是人的某种精神状态?他们的答案都是消极的: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本来面目,其实是人所无法知晓的,因为我们的感官阻碍了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者普罗泰戈拉才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1〕另一位智者高尔吉亚走得更远,他干脆宣布,没有实在这回事;就算有,我们也认识不了它;即便可以认识它,我们也无法将这种知识表述出来。 我们看到,智者派的怀疑主义是以承认这样一些分离为理论要点的:人(主体)与自然(对象)的分离;实在(本质)与表象(现象)的分离;认识(知识的内容)与认识的表述(知识的形式)的分离。正是这些分离或对立导致了认识论——一种旨在消除这些分离或对立的专门哲学分支——的产生,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个问题的由来。的确,正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认识论问题开始受到希腊人的真正注意,各种探讨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从此发展起来。这些理论都试图证明智者派所持的普遍的怀疑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证明那种超越主客体对立的努力是可能的和正当的,并且对感官和理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具体的和分析性的评价。 如此看来,怀疑主义在历史上的最初的积极作用在于,它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的产生,尽管这种作用从表面上看往往是反面的和令人不那么愉快的。那就是,怀疑主义的论点总是某种令一般哲学家不能接受而又不能不作为自己知识理论的出发点的东西。事实上,哲学史上所有可知论者(即承认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哲学家),不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要把克服或超越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以及知识与语言表述的对立,作为自己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因为当一位哲学家提出了解某事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时,他的问题一定是针对那种认为了解该事物也许是不可能的考虑的,即一定是针对一般怀疑主义对该事物的怀疑态度的。只有在假定认识或某些认识也许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去证实其可能性才显得有意义。因此认识论以智者派对认识的一般怀疑主义态度为开端,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理由。因为只有提出了这种怀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才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一旦提出了疑问,就必须回答;而如何回答,又取决于这种疑问的性质和不同的哲学家受此疑问影响的不同程度,从而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