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霍伊（David Couzens Hoy）系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多年来他不仅一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而且积极投身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 他的系谱学解释学（genealogicalhermeneutics）便是在近年来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罗蒂、麦卡锡等人的论辩和对话中形成的。具体地说，是在与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争辩中形成的。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既坚持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多元论立场又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极端。 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是在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结合。而福柯的系谱学又是在尼采的系谱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拒绝任何超验的视角和超验、必然的一般标准，致力于从内部阐释和批判偶然的社会形态。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则致力于向普遍必然性挑战，致力于解构必然性，从内部揭示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哲学的偶然性。在霍伊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断言事物如何发生或者必然发生的“先天方法”。他也不相信存在一条通往好生活的唯一正确之路，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个人生活形式的多样性业已证明了这种观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系谱学解释学强调，那种可以作为仲裁不同解释的差异的、标准的“一般性的元解释”是不存在的。它反对将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一种对其他解释具有优越性的非解释性的观点，反对“一解压百解”。系谱学解释学研究要告诉人们的是，那些想当然地被看作是一般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个历史的，也就是说是有开始的，因而也就是有结束的。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其实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使我们怀疑我们所视为必然的自我概念其实“仅仅是偶然的”。在霍伊看来，指出我们的自我认识是偶然，并不意味着要我们彻底摈弃对自己的理解。我们依然可以喜欢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但无权将这种理解强加给别人，更不应自动断定：别的其他人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伊认为，系谱学解释学让人们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1〕 依据系谱学，霍伊对传统的连续进步观进行了批判。这种连续进步观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假定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美好，人类正一步步走向理想的社会。福柯在生前就曾批判过这种进步观。在一次谈话中，当访谈者对他谈到科学总假定人在进步时，福柯强调指出，“不是科学这样说，而是科学史这样说。此外，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我想说的是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一定必然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2〕福柯认为，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并没有赋予现在以优先性，将现在看作过去以往发展的顶点，而是问：今天与昨天有何不同。他认为，在当代思维中一个有害的习惯是，在分析现在时，将历史中的现在看作一中断的、完成的、至高无上的。福柯认为应该将我们所存在的这一时刻看作是整个时代中的一个，它是一个象其他时间一样的时间。 按照霍伊的理解，福柯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现在”象任何其他“现在”一样是处在问题中的。系谱学便是对独一无二的、但成问题的“现在”的考察。 按照霍伊的考察，即使象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也没能摆脱这种进步观的影响。尼采在论历史的论文中，曾抽象地希望新一代的青年将能不同地思考，但却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一不同思维的详情。 霍伊将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称之为“乌托邦式思维”。在他看来，取向于含混的未来，对一种新的思维态度进行乌托邦式的思辨，可以说丝毫无助于对现在的研究。因为这种乌托邦式思维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是不同的。如果这种思维意指现在是一种必须被整个超越的自我包含的整体，那么它便是“反生产性的”。依照霍伊的观点，这种认为一种含混的未来将比现在更好的思想其实是一种非常空洞的想法。 这种空洞的乌托邦式思维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对“新”的迷恋。对于霍伊来说，阿多尔诺最吸引他的不是关于真理的观点，而是对现在的关注，对新旧关系辩证法的阐述。在阿多尔诺看来，“每一现代的东西，由于它的永不变化的核心，而显得比它看起来更古老。”对于阿多尔诺来说，“新”被现代文化转变成现代对之着迷的“感性的”。这种着迷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被满足。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感性的迟钝而不是敏锐。换句话说，对“新”的连续不断的渴望成为同一的永恒轮回。霍伊将视现在为以往的精华，是以往的最高发展的观点为“现在的辩护士”。 霍伊运用系谱学讨伐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人类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理性一直是我们现代的骄傲。 因此对理性展开批判便构成系谱学的重要任务。霍伊强调，对理性进行系谱学的考察并非要毁灭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它忽视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 后现代主义对多元论的推崇使它始终受到形形色色的普遍主义的攻讦，这些批评的一个核心要点是指控后现代多元论涉嫌“操作性的矛盾”，必然要陷入“自我参照性的悖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操作性矛盾”就是，一方面宣称社会一致和社会共识概念是可疑的、是应该摈弃的，另方面又要求人人同意它的批判性的论断是正确的；一方面宣称有效性概念本身是应该否弃的，另方面又将自己的论断视为有效的。在方法论上，这种矛盾或悖论表现为，一方面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反对一解压百解，另一方面又断定自己的理论具有优越性和优先性；一方面反对一切巨型理论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却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3〕霍伊清楚地意识到， 后现代主义者要捍卫多元论，就必须面对这些矛盾和悖论，就必须对这些批评作出回答。霍伊自信，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可以有效地回击这些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