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是西方政治哲学之滥觞，后来产生的各种学说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受其影响。文章通过比较的方法研究柏、亚国家学说的差异，指出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柏氏主社会分工论，亚氏主自然生成论；在国家阶级构成问题上，柏氏主森严的阶级分层，亚氏主宽松的公民和谐；在财产所有制形成问题上，柏氏主“共产”，亚氏主私有。总之柏氏持“划一性”的观点，亚氏持“多元性”观点，两者实质都在维护奴隶制，但因思想进路之不同，运用在实际中必然会显出结果之不同。 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从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 特别是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已涉及到了有关国家的起源、阶级构成和所有制形式等各个方面，从而开创了后来欧洲政治哲学发展的途径。所有这些都系统地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 一、“社会分工”与“自然生成”——理想国的起源 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在这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2] 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国家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他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3]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 专司一事就是国家的正义，这种国家“我认为是真正的国家……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 ”[4]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起源于分工。 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在人类开始时是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中，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这种“自然世纪”是在家长权威的统治之下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新的技艺的发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增长，若干个家庭聚居在一起组成乡村，后来从中出现了政治家，把若干个乡村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这样国家就产生了。[5] 可见，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可看到共同生活，分工合作的国家状态，不过这里更加接近于“自然生成论”。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自然生成论”。他指出，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人类在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就发生了两性的结合，“这就得先成为配偶……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6]因此，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产生，社会团体由“两个以上群众所组成”，它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而它们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村坊则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的初级形式”，[7]而城邦则是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 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8]只有到这时， 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可见，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观中，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与结合，看到了人的合群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然性的表现。因此，“自然生成论”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论的核心思想。 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产生定义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前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色，社会的整齐划一，国民生活的单调枯燥必然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后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的特点，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更加适应人类本性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包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但无论是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生成论”，都突破了过去国家宗教起源说和国家神造说的束缚，没有从社会以外、城邦成员以外寻求国家的成因，而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从根本上讲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是欠科学的、唯心的。他们没有从经济和阶级起源上分析国家产生的必然性，科学地认识国家的本质和作用，而是要么从人类社会的分工出发，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要么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国家是人的天性发展的产物，而不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9]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是他们的错误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