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的存在有不同的理解。古希腊哲学的重点经历过由自然向人的转变，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流派，对人的存在的人本主义的理解尚处于萌芽状态。近代人本主义作为成熟的人本主义形态，铸就了对人的存在理解的理性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受到挑战。本文认为，这一挑战来自现代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视角转换，本文试图对这两次视角转换的理论得失做出分析，并对人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判断。 理性：近代人本主义的传统 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出现“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对人存在做出了最初的理解。这本是智者派的相对主义思想的反映，但其中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理解的潜在意义：一方面显示出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朦胧的独立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则埋藏着把人视为某种特殊的经验抑或是普遍理性的未来分歧。巴门尼德提出的“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人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尽管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这一命题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认为巴门尼德所说的“思维”不能从主观意义上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但是就哲学发展的实际历程而言，海德格尔所不愿看到的对巴门尼德的误解却深深影响着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巴门尼德的“思维”不仅被从主观意义上理解，而且还被从概念思维、理性的意义上理解。既然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不能被思维者也就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存在不能被思维而只能被体验，那么思维也就势必要将存在驱逐出它的疆界，理性也就势必要将存在化为空无。所以，对巴门尼德的命题的这种理解意味着对人的存在的理解问题上的某种单一的导向，即人将被主要地从能被思维的方面“从普遍理性而非特殊经验的方面去理解。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划分尽管仍然没有将主体与客体真正区分开来，但其对理念的颂扬使人的重点由感觉的实在转移到超感觉的实在之上，人的本质作为一个普遍观念从此显得要比任何单独的个人都更为真实，柏拉图由此开创了以理性方式认知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1〕之论， 进一步将存在问题归结为本质问题，人的存在问题也就进而被等同于人的本质问题，而理性则被视为人的存在所依赖的本质，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尽管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从理性角度加以理解，但仍然具有某些理性之外的成份，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定义中，“动物”二字仍然界定着人。当哲学发展到近代，笛卡尔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原理，根据对人的自我的无可怀疑的“我思”来确定人。尽管笛卡尔声称“思想”指的是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所直接意识到的一切，理解、意欲、想象、甚至知觉都在思想的范围之内〔2〕， 但其基本成份是理性。由于对“我思”的特别强调，理性也就取得了不同寻常的优先地位，人由“理性的动物”转而被理解为纯粹的理性实体，人的理性思维的主体性原理得以确立，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理解的基本框架得以形成。结果是一方面对人的主体觉醒、理性发展的认识在逻辑上超过了对人的自然生物性的认识，与人的具体存在形式相比，人的理性本质处于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人被理解为一个认知的主体，人以普遍理性的形式存在并与客体相对立，人处在抽象的理性本质中而与世界相分离，主体与客体明确区分并对立起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康德敏锐地觉察到了笛卡尔哲学所造成的分裂，在笛卡尔的“我思”基础上，康德第一个系统论证了人的自然方面与人的自由意志方面的两重性，试图对人的存在做出全面的理解，但由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康德扩大了人的这两个方面的差别，使它们分属于可知领域的必然世界和不可知领域的自由世界。因而，虽然康德给理性划定界限，为信仰留下地盘，启迪了现代人本主义，但他并未最终突破笛卡尔的“我思”模式。当德国古典哲学演进到黑格尔那里时，康德为人的存在所划出的非概念、理性所能把握的地盘遭到侵占，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理解的理性模式发展到顶峰。作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传统的代言人，黑格尔把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所隐含的对人的存在的理性预设大声张扬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宇宙是逻辑的、理性的，“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3〕因此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历史和精神， 都是遵循一种逻辑或理性秩序运行发展的。“人的规定是思维的理性：一般思维是他的单纯规定性，他由于这种规定性而与兽类有区别。”〔4〕正是思维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本质上就是精神，是思维的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人的理性本质被提高到本体论高度并被纳入其辩证法中加以解释，精神、理性被规定为独立于肉体之外，能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精神实体”，作为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这一实体创造世界、体现真理，是能够牵引历史进步的“能动主体”，人的精神、理性也就被拔高、胀大为所谓“绝对精神”，人的存在也因而成了黑格尔所建构的绝对理念发展的逻辑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黑格尔所阐发的英雄史诗般的人的理性本质的神话将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理解的理性模式推向极至。在这种抽象理解中，人的存在被扭曲地理解为抽象理性，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对立不仅未被消除，反而变得更加尖锐。近代人本主义以理性理解人的存在的立意本在于弘扬人的主体性，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但当理性被无限膨胀成为绝对权威，并在黑格尔那里以泛逻辑主义形式出现时，人的存在被看成是普遍的、纯思维的东西的某种偶然的表现，人被赋予纯粹的社会性的意义，具体的个体则被随之吞灭，人的自由被视为一种被理解、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人的道德、情感、意志等被当成普遍理性的附属品，人也就实际上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个性，从而也就最终失去了自由。因而，近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理解有其局限性，近代人本主义所形成的人的存在问题上的理性传统必然受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