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形而上学从产生到消亡的演变史。形而上学发端于古希腊对万物本源的追寻，成形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教会哲学中达到顶峰。但在进入近代以后，形而上学遭到休谟、康德等人的攻击，逐渐走向衰落，在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否定形而上学，甚至哲学终结的呼声日益强烈。何以会发生这种演变，其规律和实质是什么，对以后的哲学发展有何影响？这是目前哲学感到困惑和亟待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象黑格尔那样将西方哲学史看作一串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链条，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现象堆积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构成其中关键的一环，尤其从意志的来源中反映出这一点。意志来源于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佛教思想，它们正分别是西方近代、古代哲学和东方思想的代表。意志这一多方面的渊源关系使其成为考察形而上学演变的一个窗口。 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与佛教思想的核心概念分别是自在之物、理念和欲望，叔本华的意志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三个概念之上。对此可以这样说，自在之物使意志成为可能，理念使意志得以确立，欲望则构成意志的核心。自在之物，理念和欲望分别代表形而上学的三个阶段，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意志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来探索上述形而上学的演变问题，以期对此有所揭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意志与自在之物 叔本华曾经这样说到其一生崇拜的康德：“我在他的深思熟虑面前惊叹折服，我受惠于他的是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大，可用荷马的一句话来表达他的精神之于我，‘我扯掉了你的障眼布’”〔1〕。 由此可见叔本华哲学和康德哲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问题在于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在什么意义上为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奠定了基础，而叔本华又是如何利用这一基础从而建立起其意志哲学的。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康德，他在《任何一种关于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导论》中指出：“……把至今所作的一切东西都看成是没曾做过的，并且首先提出象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可能的这一问题”〔2〕， 这表明康德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这种特殊的任务决定了康德所面对的不再是“我们和对象”的问题（这是康德之前的哲学家独断论者和怀疑论者所面对的问题），而是“我们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康德所认为的“我们必须在认识对象之前考察我们认识对象的能力”的问题。自在之物正是康德上述思维方式的产物。这一概念是康德用以克服独断论和怀疑论的，这一点在他看来已经做到了，因为自在之物既非我们的对象，我们就既不能象独断论者那样对其作出独断，也不能象怀疑论者那样对其产生怀疑。但康德所留下的问题也恰好来自于这个其借以克服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的非对象性使我们既不能对其有所断定，也不能对其产生怀疑，这就使自在之物本身对于我们成为一种多余之物。康德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至物自身为何，非我所知，且我亦无须知之者，盖因事物除现象之外，绝不能显现吾人之目前者也”〔3〕。因此，他将自在之物视为一个消极的概念， 其积极的意义仅在于使我们避免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困境，但是，当其这样做，并自以为做到了的时候，却发现其已经跌入了其自身的困境。 叔本华看到了康德所陷入的上述困境，从而在继承自在之物的同时抛弃了自在之物。对于康德来说，自在之物由于在我们的理性认识能力之外，因而我们不能以理性认识自在之物，但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康德正是通过理性的无知来确定自在之物，这对叔本华的启示是，如果我们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抛弃理性和自在之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与叔本华之间的对立。康德说：“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存在，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物存在，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固然完全不知道，但是由于它们的影响作用于我们的感性而得到了表象使我们知道它们，我们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物体’……”〔4〕这表明归根结底，康德仍然承认“对象”的存在，即使我们不能对其有所知。但在叔本华看来，当康德考察我们对对象的认识能力的时候，其实际上就已经清除了对象这一概念，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得出了自在之物，而当对象这一概念对于我们只剩下自在之物的意义的时候，其就在实在的意义上对于我们不存在了，因为自在之物这一概念即使成立，如前所述，其与我们也毫不相干。这样，“真理”就从康德的自在之物转到了叔本华的主体。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开头即称“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5〕。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和改造。康德的自在之物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倾向，叔本华否定了其唯物主义倾向，而发展了其唯心主义倾向。当叔本华用主体来取代自在之物的时候，他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自在之物在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外，我们如何能将自在之物归结为我们的主体，从自在之物到主体，这是人类认识方式的根本变革，前者是从我们指向主体，是我们通过把主体变成对象得到的对主体的认识，后者则是我们作为主体对自身的认识。无疑，正是前者为后者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主体真理的确立，为意志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我们看到自在之物对于叔本华的确实起到了“扯掉障眼布”的作用，是自在之物帮助叔本华清除了理性的认识方式以及在这种认识方式下的一切结果。当自在之物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时候，其对于叔本华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显然，扯掉障眼布的工具必须同障眼布一起被抛开，叔本华才能看清他的真理——意志。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借助于另一件清除自在之物的工具——理念。 二、意志与理念 我们看到，在叔本华用意志取代自在之物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其所走的与康德相反的道路，而且是其对真理的看法。前者仅为其指出了方向，后者则使其达到目的。对于康德，真理是我们用理性无法认识的，而对于叔本华，真理则是自身确立的。这种与康德不同的真理观反映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同柏拉图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抛除理性的认识方式和自在之物，叔本华就不能使其得到非理性的认识方式和意志，但要抛除理性的认识方式和自在之物，叔本华就必须借助于新的东西，因为对于康德来说，理性是我们唯一的认识方式，而自在之物仅表示我们在这种种认识方式下的无知，这种新的东西包含着新的认识方式和新的真理，对于叔本华来说，它们来自于柏拉图的理念。如果把抛除理性的认识方式和自在之物比喻为摧毁一座旧建筑物，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建立一座新建筑物。理念在这里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叔本华借助于它来抛除理性的认识方式和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同样借助于它建立起非理性的认识方式和意志的真理观。对于叔本华，继承康德仅意味着接受其否定理性对自在之物的认识能力，背叛康德则意味着重新回到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者的行列中去，只不过现在是以一种非理性的认识方式。柏拉图的理念，既非理性的产物，也非感觉的产物，而是我们从特殊事物中看出的普遍性。叔本华的意志正是继承了这一点，因为意志的确立，也不是靠理性和感觉，而是靠直观。尽管他们获得的“真理”不同，一个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一个是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但他们得以确立真理的方式则是相同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叔本华说：“我的哲学在其深层基础中有别于所有现在的哲学（但在一定层次上，柏拉图的哲学除外”）〔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