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说，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主潮是语言分析：反对心理学主义以个人意识或“主体性”作为合理认识和行动的基础，而代之以语言的意义和逻辑规则。这是逻辑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全盛时期。二十世纪后半叶则转向文化批评：反对笛卡儿创始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科学主义。主张合理性并不脱离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而独立，以人的言谈（Discourse）和社会实践活动代替命题意义， 语言结构和逻辑规则作为理解与批评一切信念、行为和文化的基础。 语言分析以探寻命题的一般形式和分析个别命题的确切意义为目标；试图建立“理想语言”，使一词一句都有确定的意义，消除自然语言的含混与歧义，使科学命题的评价有确定的标准，给基础主义认识论提供较之心理学主义更稳固可靠的基础。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都积极从事这种哲学活动；胡塞尔在不同方式上也是这个基础主义纲领的同路人。法、比等国的结构主义者同样地坚持逻辑结构和推理规则对于日常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你必须避开女售货员的‘主体性网络（web of subjectivity）’或者‘日常经验的沼泽’才能达到结构与科学”。皮亚杰（J.Piaget）发扬把意义简化为可操作地下定义的明显规则这个计划。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主张语言结构能够脱离一切种类的外在因素而从本质上被理解。解释学者利科（Paul Ricoeur）对此提出批评：“结构主义把它的形式化语言封锁起来，使之同言谈因而同人的世界绝缘。”〔1〕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哲学家纷纷提出与这种批评大略相似的看法。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抽象整体、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是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从美英的实用主义和后经验主义到大陆的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被攻击对象有时是笛卡儿、洛克和康德的认识论传统，时时则是启蒙运动的整个精神遗产，有时如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情况则使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都受震憾，使用着不同的哲学术语却表达出深刻地相似的气氛。 这种一致性通常称为“社会学的转向”或“解释的转向”（The I-nterpretive Turn）。这个转向表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要流派仍然奉行笛卡儿以来的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计划，他们仍然认为哲学的特殊任务在于确立知识与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到这时候，哲学不仅不再是康德式超出科学和宗教之上的超级科学，不仅不再能提供衡量一切信念和行为的标准，而且纷纷传来了“哲学死亡”的呼声，死亡有时是指那个以大写P开头的哲学（Philosophy），即寻找最终的基础、 先天的洞见和对整体的掌握的哲学，有时则指任何形式的哲学。哲学的后继者乃是对社会文化（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进行理解和批评的活动。 这个新转向的主要特征是： （一）从主体中心的理性到嵌入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中的理性和合理性（rationality）。 （二）从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到社会化的（socialized）认识论和从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到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三）从命题按照语言结构与逻辑规则所具有的意义到言谈的文化意义。 一、西方理性概念的变化 西方哲学的关键概念是理性与合理性。一切哲学变革必定表现在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解释上。笛卡儿革命就在于反对柏拉图和斯多噶主义把理性看做人对外界实在的秩序百依百顺，而认为主体的主动创造力即是理性。笛卡儿和受其影响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具有以下特点： （一）个别主体的这个主动的创造力即理性能够摆脱一切偏见和传统的束缚与影响。 （二）理性能够给我们提供绝对可靠的方法借以首先获得知识的稳固基础，进而建立完整的科学大厦。 （三）我们借自我反思之力能超越自身的历史环境和眼界，而认识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 （四）知识是客观对象的正确的主观表象（representation）。 笛卡儿和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性概念和科学主义首先受到M ·韦伯的反对。韦伯既是热情信奉理性与科学的启蒙运动继承人，同时又是这个运动的严峻的批评者。启蒙运动致力破坏神话、迷信、幻想和偏见，韦伯则努力揭露与破坏这个运动的类似神话的一般思想模式；他特别攻击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知识得到充分发展之日便是人生一切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获得解决之时这个观点。他把“是”和“应是”的区别推到极端，结果表明一切行为规范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或合理的基础。这便把显示目的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itat）和价值的合理性（Wertratio-nalitat） 加以区别，并且表明这种显示目的的合理性在现代文化社会一切领域——包括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经济、行政、官僚机构、甚至艺术——中无情的压力与流行塑造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复杂发展过程，结果导致“机械般的僵化”，威胁着自由与民主，甚至有摧毁个人自主的生存本身的可能性。他悲观地指出：“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一最后阶段可以说：‘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主义者；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却想象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明。’”〔2〕以后二十世纪对启蒙运动及其占优先地位的合理性形式的批评可以被了解为韦伯的主题曲的变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