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构成“西方”的那些国家明天一下子被核弹给毁灭了，只有东亚和南部非洲尚可居住，在这些地区对这场大灾难的反应将是一场无情的清洗西化的运动——一场抹掉过去三百年的记忆的尝试。但是也应想象得到，在这场运动中，也会有少许人——大多是在大学里，会把许多他们能搜集到的西方纪念品，如收籍、杂志、小工艺品、艺术的复制品、电影、录像带等等收藏起来。 再想象一下，大约在公元2500年左右，对于这场大灾难的记忆逐渐低弱，而一些原已封闭的遗迹重新被发现，艺术家和学者开始讲述西方的故事，将会有很多种故事，很多种寓言。这些故事围绕着增长着的技术控制，艺术形式的发展，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禁忌的破除等等，会有成打成捆的线索供讲述者来把握。每个故事的兴趣和用途仅仅取决于不同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在其传播社会中特别的需要而已。 然后，若有哲学家也参与其中撰写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会提出西方范式及西方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想象，可以把这些故事拧在一块，简并成一个关于西方的真正解说、一个关于这项伟业的真正寓言。我们想象哲学家会采取这样的举措是因为我们也倾向于把某一文化领域称之为“哲学”，这种倾向是寻找一种理论来代替叙述，这是一种本质论的倾向。本质论在许多领域硕果甚丰，它显著地帮助人们去发现复杂运动背后优美的数学关系，去发现令人迷乱的宏观结构下面明晰的微观结构。当把本质论应用到人类事物如历史、人类学上时，我们逐渐开始怀疑：试图去发现历史规律、文化的本质，试图用理论替代叙述以便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和他人，了解我们彼此提供给对方的选择，这些尝试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卡尔·波佩尔关于黑格尔、马克思的文章，查尔·泰勒关于还原论社会学的文章，阿莱斯代尔·麦金太尔关于传统角色的文章都会帮助我们认识这种情况。 尽管积累的知识告诉我们本质论的思想习惯有利于自然科学而无助于道德和政治的反思，西方哲学家在进行跨文化比较时仍显现出本质论的倾向。再次，我们并未把“西方”当作一个我们都参与了的、正进行着的、悬而未决的冒险，而是当作一个可进可退的结构，以便我们可从远处来洞察它。据我看现在有一股不断扩大的兴奋，把海德格尔的作品读成是西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口信。这个口信中会有大量的说法，用海德格尔津津乐道的术语来说，就是西方“淘尽了她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对世界有着伟大的类似福音书般的想象，但他那超乎寻常的礼物又使他的口信比我认为的更似乎有理。我们要想着海德格尔的想象确实很伟大，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哲学和抒情诗，根据作品他分别冠以“思想家”和“诗人”的头衔。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纪元的本质只能通过该时代有特点的哲学家的著作来发现，并来印证他对“存在的理解”。他还认为西方历史要通过发现与成功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的著作相联系的一个辩证过程来理解。那些教我们哲学的人对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历史和前景的解释之说服力特别敏感。而这种敏感只是一种职业性的丑化，我们必须通过奋斗来克服。 作为一种消除海德格尔影响的方式，我想把查尔斯·狄更斯视为一种反海德格尔的类型。出于某种原因，如果让我来想象亚洲和非洲不能同时保存两人的著作，我更希望他们保存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因为狄更斯能帮助他们把握一个对西方来讲是复杂的但是首要的态度，很可能是唯一的态度，而此点海德格尔及其他任何哲学家都不具备。狄更斯的例子会帮助他们把思考小说——尤其是有关道德抗议的小说，而不是什么哲学论文——看作是西方占主导性的特征。关注这一特征就不再令他们视对自由和平等的愿望而不是技术为西方最重要的遗产。在此文章中，我准备做三件事。首先，我将对尼采称之为“苦行僧”的事物提供一海德格尔式的解说。其次我将概括一下昆德拉把小说作为反叛正统原则、反叛苦行僧主导文化观点的解说。最后，我将以狄更斯为例来展示昆德拉关于小说才是民主的特征化格式的建议，这种格式最适合用来为自由和平等而拼搏。 在我想象中，将来的亚非哲学家会问及一些问题，而后期的海德格尔著作就企图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海德格尔会建议哲学家要从杀死西方文化的技术问题着手思考，然后他们会造就一个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历史”的故事。对海德格尔而言，西方文化始自前苏格拉底，始自他称之为“What”（什么）和“That”（那个）的分离。这一分离招致了本质与偶然、实在与现象、客观与主观、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并产生了所有的二元论。他们不仅可来划分对权力增长着的欲望的历史的各个阶段，也徒增了许多无奈来做海德格尔称之为“让存在者存在”的事情。 以此方式看问题就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海德格尔“本质化抽象”的特点的例证。在1935年，海德格尔在看待斯大林下的苏联和罗斯福下的美国时，认为从形而上学上说是一致的。在1945年，他就认为大屠杀（Holocaust）和东欧对德国的种族排斥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例证。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以存在的哲学家之纯粹的眼光看，即便是消除犹太人的举动也似乎等同于许多别的事件中的一个。”海德格尔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屑于去计算人类幸福的相对量的大小，而采取一个较大的视角。对他来说，成功与不成功的冒险（如甘地的成功、杜布切克的失败）只是表面上令人不安的事情，是偶然对本质的分心，是对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的阻碍。 海德格尔拒绝对大屠杀投以更大的兴趣，这典型地反映出为了找寻西方的本质而深入到西方故事的底层或背后的渴望，反映出使哲学家区别于小说家的渴望。这种渴望告诉我们，给我们讲的故事只是清除表面现象或揭示真实的部分过程。对海德格尔来说，故事总是二流的格式，既诱人也危险。在《存在与时间》的开场，他告诫我们提防以存在相互关系的故事来迷乱对本质论的偏好。到了其事业的后期，他又重温了早期的提议：即“思维的使命”可以通过存在史来叙述，亦即述说形而上学和西方淘尽了其可能性的故事而达成。1962年，他又提醒自己他必须停止讲述形而上学的故事，必须把形而上学留给它自己，如果他还要承担这一使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