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家教委的派遣，我曾于1988年10月去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现名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11月学成回国。1994年10月再度赴俄罗斯考察。近些年来俄国哲学界惊人的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择要介绍于下。 1、对过去的反思。前苏联改革一开始就使哲学处于不利的地位。 哲学界还未来得及“参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便被冷落了。哲学界对此十分茫然，而且，对从事多年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面对危机，哲学界作出的最快的反应是对过去进行反思，对几十年来苏联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构成了这个时期（80年代末）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反思的结果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研究的不是哲学，甚至与哲学无关。1991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哲学意识：变革的戏剧性》最具代表性，这是一次公开的，近乎是忏悔性的反思。尽管这次由当今俄国哲学界著名代表们参加的反思不十分彻底，但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举动。然而，俄国哲学界的反思运动几乎就此而止了。一方面没有得到哲学界广泛的支持，因为大多数哲学工作者（主要是年轻一代）对这种哲学活动持冷漠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反思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而受到当时占上风的激进主义政治形势的压抑。于是，哲学界的反思成了不受欢迎的某些个人的哲学研究活动了，而这种个人的哲学研究在得不到支持的前提下是很难继续进行的。 2、对哲学研究活动的各种尝试。尽管对过去的反思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大多数哲学工作者采取多种措施，探索出路。于是各类哲学协会、研究会、基金会，以及各种哲学性质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市场哲学等成了哲学界的热点。一向被认为“保守”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始活跃起来。1989年初，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生对科学共产主义等几门课程提出了异议，并于1990年被取消。此后，对一些传统的课程纷纷改变名称，如辩证唯物主义改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改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改为政治学等，同时增加了一些完全新的课程，如俄罗斯哲学史等。至于还不能被列为必修课的如现象学、解释学等，则以选修课、讲座的形式出现。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无疑地活跃和丰富了当今俄国的哲学界。然而这一切给人的印象仍是表面化的。比如解释学等课程只在高年级开设，学生们听了后，很难理解，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哲学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加上有限的哲学史，这些知识对理解这些新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改了名称的学科其内容则仍然是旧的，教师在授课前没有受过必要的专门训练，所以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与以前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学生的听课积极性仍不高。1989年出版的两卷本《哲学导论》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当时俄国哲学界对此书寄予很大希望，并指定为哲学系教材。但这套教材很快就被冷落了，因为就内容来说，这套教材中没有多少新东西。在“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的体系后，增加的仅仅是一部分哲学史，一些新的例证，以及文化、社会、进步等时髦的题目。 尽管哲学界的一系列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是实质性的，但是这种改革的尝试至今仍未停止。笔者于1994年10月再次去俄罗斯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中，发现近期的哲学改革比前几年又深入了许多。新的教学大纲中的许多内容是直接针对目前这场哲学危机的，特别是这个教学大纲十分注重学生全面的哲学基础的培养，其中传统的俄罗斯哲学（指10月革命前及10月革命后的流亡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占很大比例。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对俄国哲学的发展，仍不能产生显著的效果。 3、传统的俄罗斯哲学对现代俄国哲学的冲击。由于哲学在当今的俄国处在萧条之中，于是传统的俄罗斯哲学“乘虚而入”，并一下子占领了哲学领域。10月革命后的所谓流亡哲学（其中心曾在德国、法国、英国、捷克、美国等）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涌入当今的俄国，回到了它的真正的故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繁荣的出版业上，恰达耶夫的八封哲学通信在几年之内竟以5种版本问世（仅就笔者所知），总共印了60 万册左右。流亡哲学家们的著作更是重复出版，大量印行，而且供不应求。 当今俄国哲学界对传统的俄国哲学不加任何限制地进行介绍，在这方面作的工作最多的是前苏联哲学界知名学者们。但是对传统俄国哲学的研究方面还十分薄弱。一方面因为目前的介绍性工作刚刚开始，同时，传统的俄罗斯哲学对当今俄国哲学工作者们来说无异于外国哲学。二次大战后，“流亡哲学”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俄国学者对传统的俄罗斯哲学（特别是“流亡哲学”）的研究水平却远远低于外国专家们的水平。 4、俄国民族哲学前景。18世纪初，俄国宗教界受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所带来的致命打击后，不再干预政治，专心从事自己的宗教事业，这反而解放了自己，结果出现了18世纪俄国宗教哲学的振兴，并在19世纪产生了独立的俄罗斯民族的宗教哲学。那么，在目前形势下，俄国民族哲学能否很快复兴呢？冷静的分析表明，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俄国哲学的再度复兴即使用不了当年宗教哲学复兴所用的那么长时间（若从彼得大帝改革算起也近两个世纪），也决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内见到成效。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当今俄国哲学界在经济上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正常的学术交流因经费问题而不能进行，繁荣了一段时间的出版热（1988—1993年）也因经费问题而冷了下来。甚至哲学界最主要的刊物也不得不四处乞求赞助。如因经济问题，《哲学科学》1993年4—6期不得不合而为一。经济问题对哲学工作者从事哲学研究已成了很重要的因素。其次，当今俄国哲学工作者的素质不能令人满意。正如一位老教授所说，现在俄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生除了哲学研究之外什么都能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