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自卫权”与日本的安全保障

      “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既是战后日本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安全 保障的重大战略抉择。但冷战后，伴随着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实施以及日美安保体制 的强化，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实践开始带有浓厚的“集体自卫权”色彩，国内主张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议论也日趋活跃。本文从日本国宪法的角度，分析日本安全保障框架 下的“集体自卫权”问题，探讨“集体自卫权”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之间的相互关联。

      一、“集体自卫权”与宪法第九条

      所谓的“集体自卫权”，一般是指即使本国未遭受武力攻击，但当与本国关系密切的 其他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时，即认为是对本国的攻击并加以反击的权利。它是与“个别自 卫权”相对而言的，而后者仅仅是指以实力排除对本国直接攻击的权利。

      在国际社会中，“集体自卫权”作为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得到普遍承认。例如，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断定侵略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可采取包括武力行使在内的必 要措施。其中，第51条明确提出，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 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 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注：王铁崖等编：《联合国基本文件集》[M]，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在北约组织的章程中，也将某一缔约国遭受的 武力攻击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战后，“集体自卫权”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是联 合国各创始会员国为防范法西斯势力复活而制定的权利和措施。

      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国宪法》的特殊性使其对自卫权进一步加以限制。这种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宪法第九条上。该条由前后两项组成，全文如下：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 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惟有《日本国宪法》明确记载“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该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根据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 如“专守防卫”原则、“无核三原则”、文官统制原则以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其中，“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有关安全保障的“统一解释”之中。

      1972年10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政府有关集体自卫权“统一解释”为：“我 国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但是，以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 的宪法不能解释为无限制地承认自卫措施……宪法所能允许的武力行使，仅限于应对针 对我国的紧急且不正当的侵害，所以，以阻止施加于他国的武力攻击为内容的集体自卫 权，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注：)

      1981年5月，在对众议院议员稻叶诚一的质询答辩书中，日本政府认为：“在国际法上 ，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即使本国未遭受直接攻击，但对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别国 所遭受的武力攻击，具有以实力阻止之的权利。我国在国际法上拥有这种集体自卫权， 作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宪法第九条下所许可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以 防卫我国为目的必要最小限度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则超出了该范围，为宪法所禁止 。”(注：)

      此后直至2003年2月，小泉首相依旧在参议院表示不考虑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 府“统一解释”。(注：李秀石：《“行使集体自卫权”与日本防卫转向》[J]，《现代 国际关系》2003年第6期。)

      在上述政府“统一解释”中，值得注意的表达方式就是，日本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 “必要最小限度”内。这与国际法上通行的自卫权观念相比，有着一定差距。例如，按 照前述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行使自卫权受到下列条件制约：一是在发生武力攻击 的情况下；一是在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之前。与之相比，1972 年10月，在日本政府向参议院决算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主张发动自卫权必须满足下列 三个要件：“对我国发生紧急不当侵害；在上述场合下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应限于必要 最小限度的实力行使。”(注：)因此，日本行使自卫权，不仅要受到国际性制 约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应受到国内制约条件——“必要最小限度”的限制。日本政府也 正是由于认识到宪法解释与国际法上的自卫权观念不相一致，才决定“禁止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

      日本政府关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统一解释”，在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缺少宪法改革的情况下，宪法政治在日本持续出现。一些具体的 、能向自卫队施加法律限制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准宪法的地位……政府提出的这些证词 长时间内在许多会议上不断得以重申，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必须被满足的、引人注 目的政治信条。”(注：[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 警察与自卫队》[M].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国内主张 增强防卫力量、争当军事大国的政治势力而言，宪法第九条以及有关“禁止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政府“统一解释”，则成为影响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早在20 世纪50年代中期重整军备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即出现第一次改宪高潮。但在“1955年体 制”时期，改宪派人数始终未能达到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所 以，日本政府更多地是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