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理论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作为个别的一般化放之四海而皆准;否则,它就失去 了意义。我们可以假设,国际理论能帮助我们描述和预测国际互动的模式,这是主流实 证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仅质疑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而且质疑认 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霸权;不仅仅探求国际政治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 要探求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who、where、when和how等问题。 事实上,25年前斯坦利·霍夫曼在其经典文章《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中就 考虑过这些问题。他描述了导致这门美国学科居于主导地位的三个因素:智力倾向、政 治环境和制度机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模式的霸权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类似这种权力的出现不足为奇,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政治权力 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美国超级大国的崛起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恰 好吻合。 在美国和海外,用理论工具解构作为一个领域的国际关系和美国权力的出现是很普遍 的。霍夫曼强调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官员热切地从学术界寻求指导的历史环境。自20世 纪60年代以来,就存在一扇不仅在军事——工业混合体,还有我们称之为学术——外交 ——情报——游说混合体方面的旋转门。理解这一点,只需看看亨利·基辛格或是康迪 ·赖斯(Condie Rice)的职业生涯即可。 然而在国际理论民族化的过程中,美国并不孤单。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也参与其中。此文将通过探究这两个例子的出现及其逻辑,提出国家身份和国际理论之 间关系的问题。相比美国而言,英国和中国常常不仅以另一种理论产生的地方标榜自身 ,同样也标榜自己代表着另一种社会。 这篇文章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介绍并总结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及其逻辑。它指出,英国学派倡导古典而非科学方法,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 主张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模式来理解世界。另一些人则在中国的古老哲学中寻求替代科学 社会主义来理解中国特色的方法。我们也将看到这些对中国特色的诉求是对中国又一次 从孤立回到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的剧烈转变的回应。 第二,文章将探求英国学派的逻辑特别是“国际社会”这个概念,论证对历史、法律 、哲学的诉求与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是密切相关的。这里的剧烈转变与中国截然相 反,英国退出了全球帝国的中心角色,处于欧洲联盟的边缘。这并不简单地只是政治或 经济的变化,也是帝国价值从积极到消极这一道德转化的一部分。 第三点将通过对英国学派和国际社会之间同构文化实践(isomorphic cultural practices)的检验予以论证。两者都包含一种关于社会的精英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英 国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旧贵族俱乐部,国际社会重新制造出英国和欧洲贵族以及以阶级为 基础的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学派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以及附加的“文明标准 ”正好对应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 本文的结论并非仅仅立足于关注国家体系或是国际社会。它经历了从“什么是英国学 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到“为什么是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转 变。答案很简单:“不是美国的”。虽然我们不得不在美国霸权之下理解国际关系的框 架,我们同样也需要解构英国和中国在理论方面对这种框架做出的回应,它们不仅是一 种贵族式的抗拒,而且在知识霸权方面配合本国政治的部署规划。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仅仅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由“民主和平论”、“国际社会”或者 “大同”这样的宏大思想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霸权。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此之前所谓的国际政治理论只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观点的解释。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术界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回应的一部分。这一表述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它是解决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 对社会主义和国人认同带来的挑战的一条途径。这些挑战被看做是西方企图颠覆中国共 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和平演变”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学者通过挖掘自己研究领域 的课题来强调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譬如说“社会发展的中国视角”。 北京大学有影响的学者梁守德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梁守德指出中 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并且告诫中国学者不应该“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研究成果”,他 用三个相关主题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权利而非人权、经济与政治的 相互关系、“改革与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其中,国家主权是这三个主题的中 心。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用另外三点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1)站在 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一边;(2)推进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使用中 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 为了发展淡化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他一些学者注重用儒家的世 界秩序理解当代世界政治。中国的思想库和人民解放军提出,由于“中华文明的和平倾 向”,中国并不是一个威胁。这个论点得到了对中国东方和平主义、和谐特别是大同思 想有专门研究的深层次学术研究的支持。它们并不是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截然对立 ,而只是运用了中国的不同资源和不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