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焦点，更是学术界一直咀嚼、争论不 已的命题。近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可行性 与现实性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主要探讨声誉因素对国家崛起的影响，力图从理论研究 的一般意义来分析国家的崛起，并非专门针对“和平崛起”问题的研究。文章首先探讨 了国家的崛起内涵，分析了国家崛起可能遭遇的问题，然后阐释声誉因素对于国家崛起 的意义，最后指出国家崛起的可能性途径。 国家崛起：概念与条件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家的“崛起”(rise/rising)或者“兴起”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 此概念却缺乏明确的界定，更缺乏相当的共识。因此，在国际政治文献中很难找到对国 家崛起完整而系统的定义。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无论哪个版本，都可以说是兴衰的国 家彼此间关系的历史。在国际政治语汇中，“崛起”与“衰亡”(decline/fall)天然相 联系，用以探讨帝国或大国的命运问题。在西方，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首开先河，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承接这一使命，更一般地探讨了大国兴衰 律。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 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注：王义桅：“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 ”，《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中国部分学者则将“崛起”解释为：“新兴大国 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注：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 际环境评估”，《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7-25页。)认为其含义与常用的“ 赶超”差不多，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就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 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注：任东来： “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http://www.irchina.org ) 问题在于，如果国家的崛起成为国家发展的代名词的话，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一 切关于国家崛起的可能性后果与遭遇的争论就无从谈起。(注：相近的观点参见阎学通 ：“什么是崛起?”。http://sis.ruc.edu.cn/yantaohui)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重要 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 然按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继续无限期地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无论国 内或国际局势的发展，都有可能破坏这种现存稳定性。国际体系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和 科技的发展，成员国之间实力发展所出现的不平衡趋势，是国际体系稳定性的突出的破 坏因素。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导致权力重新分配，最终会促成体系内部的根本变革。( 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国家崛起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源于国际体系内各国之间 实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国家崛起之所以受到各国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发展的不平 衡长期积累的效应，会诱发国际体系现状的危机甚至崩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谈 论国家的崛起才同时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既然国家之间长期的发展不平衡会诱发国际体系现状的危机，崛起中的国家首先遇到 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遭受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国家及其附属的遏制。沃尔兹认为， 在国际政治中，当某一国家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 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国，遏制霸权企图，其结果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一再 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中没有统 一的权威，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来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因此，各国必须遵循 自助的原则，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 要提防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自身不足以制衡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就会联合其他 国家一起采取遏制战略。(注：Kenneth N.Waltz,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bery Award Record,Inc,1979,pp.115-128.)沃尔兹从均势理论中还引申 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他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 选择制衡(balancing)而不是追随(bandwagon)的战略，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 主要特征。(注：Ibid.)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的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 现为居支配地位大国的衰落和新兴统治大国的出现，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的保全国家来 讲，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是发动战争来削弱或摧毁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 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霸权战争”。(注：[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前言第9页。)与沃尔 兹一样，斯蒂芬·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 常见的国家行为。但不同的是，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 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做出反应，即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沃尔特 提出，对国家的威胁主要有四个来源：权力的增加、地理的接近、进攻性能力以及进攻 意图。(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17-22.)他通过对中东地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发现：首先，外在的威胁常常是国家之间结盟的原因；其次，制衡行为要比追随行为普遍；第三，国家不完全是制衡权力，精确地讲，国家主要倾向于制衡威胁。全球性的大国力图制衡权力，而地区性的国家试图制衡威胁而对于权力不感兴趣。第四，进攻性实力和意图的确增加了遭到其他国家联合抵制的可能性，尽管上述因素的精确效用无法衡量。(注：Stephen M.Walt,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