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在东亚地区最近10年进行的关于新安全观的争论中，“人的安全”可能是最具争议的 话题。它始终坚持，在回答安全是为了谁、来自哪里和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些问题时， 个人或单个团体是起码的关注点之一。 亚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反应一直是复杂、易变的。最初相当敌对，但近来民间社 会、学术界和政界的态度已经变得积极起来。传统观点认为，亚洲对一些特定的安全概 念总是持抵制的态度，因为这些安全概念在规范层面潜在地侵蚀传统的主权观，在政策 层面要求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应对一系列超出军事和领土威胁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特别是在冷战思维仍然产生影响、历史的残留仍未解决、分裂的国家依然存在、防御开 支依然庞大以及地区性机构和合作安全经验仍旧匮乏的东北亚地区，人的安全对许多人 来说就是一棵外来的、没有生命力的嫁接植物。 美国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强行介入(特别是“9·11”以后)大大加深了对人的安全的怀 疑。反恐议程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国家间合作，美国和中国等其他主要国家间都产生了建 设性互动。不少人也预见了在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国合奏曲” 的积极前景。但是，美国对促进人的安全的国际倡议的反对，对东亚人权问题支持的减 弱，使“人的安全”的支持者们顿悟。 我在此文中关注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注：在学术界，对“东亚”存在 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认为东亚包括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部分 地区。费正清和赖肖尔称之为中华文化圈。另一种定义将东亚扩展到了东南亚国家。在 本文中，作者采纳了第二种定义，因为关于安全和地区机构建设的讨论现在仍是以广义 的东亚地区为中心的，比如东盟“10 + 3”会议等。)的政府和政策圈子是如何诠释和 应对人的安全的。我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最初遭到反对，如今“人的安全”已经逐渐在 国家和地区争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人们更偏向于探索人类多重性的“人的 安全”的广义定义，但是针对“人的安全”的狭义定义，即在面对剧烈冲突的情况下对 个体的保护，还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转变，至少产生了严肃的辩论；尽管目前单个的国 家和地区性组织在接受人的安全的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但是人的安全确实在改变国家 义务、主权和不侵犯原则的规范框架过程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在提出观点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人的安全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确实都处于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位置。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东亚，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少数国家 (如加拿大和挪威)，人的安全始终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这个概念被广泛地批判为分 析上模糊，道义上冒险，不可持续和应用范围狭窄。但是在学术界，“人的安全”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45名分布在33所大学中的学者声称自己 在“人的安全”领域有研究或者教学兴趣。(注：这份学者的名单和相关的课程提要可 以查阅网址：http://www.humansecurity.info。)但是安德鲁·马克(Andrew Mack)对2 002年主要学术刊物中与安全有关的文章的搜索显示，以“人的安全”或是“非传统安 全”为主题的文章不到总数的5%。显然，人的安全给亚洲带来的冲击更加微弱。 二 人的安全的含义 纵览20世纪的前90年，“人的安全”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自从1994年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的安全”进行了确切的阐述以来，这个概念 开始在全世界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中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它还被描绘为一个新的理 论、概念、范例、分析点、世界观、政治议程、规范尺度以及政治框架等，并由此产生 了许多专著、论文、政府报告以及研讨会和教学项目。“人的安全”并非产生于理论反 思，而是来源于变化中的现实状况。直到现在，它的主要支持者还是政治家、外交官、 非政府组织活动家，而不是学术界中挑剔的学者。 关于“人的安全”的性质和含义(即“是什么”和“怎么样”)所引发的争论比比皆是 ，而有关“为什么”和“什么时候”的争论却寥寥无几。支持者总是将问题归咎于冷战 后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内部冲突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间新型外交关系的出现 ；国际组织与民间社团的广泛参与；还有全球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信息网络和媒体能力 的加强、失败国家情况的恶化以及为民主化带来的新动力。 谈到“人的安全”的核心，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关于安全是为了何人 、来自何方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根本的假设有：(1)个体(或是 一个单个的团体或社区)是安全指向的对象之一；(2)个体或团体的安全面临着多种威胁 ，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只是多种威胁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不是最大的威胁；(3)在个 体安全和国家、政府和政权的安全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注：此归纳来自Fen Hampson,et al.,Madness in the Multitude:Human Security and World Dis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7。) 基于这样的构架，通过改变切入点和提出超越传统安全战略的问题和方式，“人的安 全”向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发起了挑战。从哲理上说，人的安全提出了与道德、国际义 务、发展及国内合法性相关的根本性事宜；政治上，人的安全提出了关于主权、干涉、 地区性机构的角色以及国家和国民关系的问题。除此之外，人的安全还裂化为应对一系 列问题的方法，包括如何对“威胁”从广义上加以定义?如何按重要性对它们进行排序? 要强调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互补性还是紧张状态?西塞罗认为，“安全就是没有焦虑，而 富足的生活正依赖于此。”如果西塞罗对于安全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到底有多少 焦虑需要缓和?通过哪些办法来缓和?这些问题的答案经常交织在一起，使得对“人的安 全”的定义、衡量和应对方法的争论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