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简称建构主义)是中国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它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共同组成了国关学界的“三驾马车”。如果说现实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权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是交易成本,那么建构主义则把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从学科与知识的谱系观之,现实主义往往被称为权力政治学,自由主义则常常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而建构主义可称得上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阐述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理论贡献与批评、近年发展路向以及在中国的乐观前途。 一 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 1.导论 在进入国关理论之前,“建构主义”一词曾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哲学甚至建筑学、教育学等学科中使用过。就一般的现代意义上讲,我们能够将“建构主义”的词源追溯到美国学者彼德·伯尔格和托马斯·鲁克曼在196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知识社会学》中。(注: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4.)无独有偶,瑞士著名 心理学家和发生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皮亚杰,也在类似的意义上使用过“建构”和“建 构主义”。皮亚杰最初用“建构”和“建构主义”陈述这样一种认识发生论观念,即“ 认识既不能看做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做是客体原有特性预先设定的 ,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的建构”,(注: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至296页;蒋永福等:《东西方哲学大辞典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建构主义反对只讲主体或只讲客体 ,而是重视主客体的互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当然没有完全上升到社会学意义上的 实践。80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间接地赋予了“建构主义”以 新的含义。1987年,立场较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考那利在《全球政治的认同与差异 》一文中提出,解构必然同时与建构相结合。1989年,著名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奥那夫 出版了《我们缔造的世界》一书,运用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以施动者——结 构(agency-structure)的“双重不可通约性”或“共同决定的不可通约性”为切入点, 倡导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首次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使用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注:在奥那夫之前,拉格、温特和戴斯勒等人先后于1983、1987 和1989年就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引向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只不过未提出“建构 主义”一词。见John G.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Routledge,1998,introduction,p.11。)至1999年温特发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建构主义通过10年 的发展,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总体上讲,建构主义强调世界的社会本体和国际 体系的文化属性,强调文化、规范、认同、实践、主体间性、知识等社会性因素在国际 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可概括为“23144”,即两个发展阶段、三次学术 论战、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四个流派和四大研究领域。 2.建构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 80年代的“解构”阶段和90年代的“建构”阶段。80年代各种反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泛起,理查德·阿什利、罗伯特·科克斯等借鉴、应用批判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展开了长时间、多方位、大纵深的猛烈抨击,将其基本概念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制度、权力、利益、安全等一一解构,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这长达10年的理论批判可称为“解构阶段”;1989年前后,奥那夫、温特等 学者意识到“只破不立”的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应该在解构原有主流国关理论 的同时,汲取各种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长处,进行一次国关理论的理论 综合,开始重视国际关系运行规律研究和实证研究,建构主义本身进入“建构”阶段。 3.建构主义的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指80年代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身份,在新自由主义的加盟下,与新现实主义论战,争论核心是要不要社会进程分析,要不要国家中心主义,要不要实证主义,功能主义有多大缺陷等等;(注:Robert O.Keohane,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第二次论战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展开,主要 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制度是构成性的,还是管制性的,是仅能向 行为体施加外在约束,还是可以深入到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中去,这种影响是因果性还 是非因果性的,等等,实际上是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之争;(注:Ernst-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Rosenau,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Lexington Books 1989;John G.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Routledge,1 998,preface.)第三次论战是指,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建构主义内部形成了论战 的态势,(注:Iver B.Neuman and Ole Waever,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Routledge,1997,introduction.)以阿什利为代表 的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建构主义原有的批判功能和激进立场,反对与主流理论进行方法 论和认识论的妥协,而以温特、奥德勒和卡赞斯坦等则持相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