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文化外交活动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处直接拨款。尽管 在今天看来，中央情报局的慷慨资助也许不是很合适，甚至是适得其反，但是那段历史 的确在提醒我们，华盛顿曾经是多么重视通过文化交流以达到相互理解。当时的决策者 们深知征服境外民心与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文化外交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今日，美国严重缺乏如此远见，许多决策者们似乎认为军事力量足以应对伊斯兰极端 恐怖主义。他们最好牢记前任者们的真知灼见：在易于倾向极端主义的社会，要赢得温 和力量的支持，对话是最重要的。 在整个战后时代，发展中国家绝望且被剥夺选举权的年轻人通常会从共产主义中寻求 安慰。为阻止这种趋势进一步蔓延，美国当局发动了一场坚定的并最终取得了成功的意 识形态之战。正如学者拉詹·梅农(Rajan Menon)所说，“在美国，很少有人能够深刻 领会，了解美国文化对战胜共产主义的贡献，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是通过参加我们的文 化交流项目，参观我们的文化展出，还是仅仅通过收听美国之音。”今天，穆斯林世界 的年轻人既对自我身份认同感到非常困惑，也对腐败、独裁的执政当局极度不满，他们 希望在许给他们更加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的另外一种极端思想中寻求避难之所。美国 应该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为他们提供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富裕的穆斯林瓦哈比教派的教父们，观念陈腐而教条，如果他们可以在所有穆斯林宗 教学校向年轻人提供死板而机械的教育，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想方设法和当地 的温和力量一起创造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呢?在出生率高而又贫穷的穆斯林国家 ，一般家庭之所以通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伊斯兰学校，不是为了在那里接受教化，而是 因为那里除了提供宗教灌输以外还提供食宿。事实上，大多数家长更想让他们的孩子学 习数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和计算机技术，而不是神学。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作出那 样的选择。如果能够提供一项现实的替代选择方案，美国就可以在普通民众中同极端主 义开战，并且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最终能够战胜极端主义。 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在中东尤为突出。为扭转这种态势，美国必 须立即着手以武力和传统外交以外的方式与穆斯林世界沉默的多数建立有意义的接触。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反美敌对情绪就是强烈失意爆发的表现，穆斯林对自身落后的觉察 更加剧了这种敌对情绪。美国决策者们不要认为伊斯兰教天生地比其他宗教更崇尚暴力 ，而应该意识到，在中东之所以出现普遍不满是有现实原因的，并尽力提供切实解决方 案。果真如此，他们应该从冷战时期成功的文化外交之中吸取灵感，同时使他们的努力 适合现在所面对的新的环境和新的敌人。 文化外交的转变 在二战后美国开始担当全球领导权的时候，文化外交被视为其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境外文化活动，组织国外会议，资助诸如《邂逅》和《证据》 这样的知识出版物。这些活动在后来成立的美国新闻署的资助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 代。 然而，在冷战末期，美国改弦易辙。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苏联的倒塌是美国摆脱海外困 境的大好时机。在20世纪90年代，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国会对世界的理解与美国的大国地 位极不相称，他们对美国应该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信息的观念也开始产生怀 疑。大量削减驻外事务处的职位，许多大使馆仅剩下从事一般外交事务的工作人员。“ 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s)——美国使馆在当地的重要延伸服务机构——也关门了 。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完全可以从人际交往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大众化的电子通 讯时代，技术可以代替所有这些工作。正如罗斯·佩罗(Ross Perot)所说，“我们还需 要外交官干什么呢?”“发发传真而已”。 于是，正当巴尔干半岛战火愈烧愈烈之际，美国政府关闭了自己在贝尔格莱德设立的 图书馆，这可是塞尔维亚人可以获得外界信息为数不多的一个通道。就在世俗主义者和 原教旨主义者加紧为土耳其精神而战之时，美国在安卡拉的图书馆也关门了，这就关闭 了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与美国最新出版物及演说接触的惟一通道。在结束前南斯拉 夫内战的代顿协议的执行阶段，美国关闭了“民主研究中心”，它是为了调解波黑地区 克族、塞族和穆族之间冲突而在维也纳创立的中立机构。就在巴基斯坦的反动势力不断 膨胀的时候，美国政府关闭了设立在伊斯兰堡的“美国中心”，将胜利拱手让给了数年 前攻击过自己的愚昧的萨尔蒙·拉什迪反对派。 这些“美国中心”，在国外灌输对美国的积极看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事实 上美国在全球各地外交姿态的延伸，这些机构不仅具有图书馆的功能(尽管仅此一点就 可以证明它们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为美国访问学者与当地听众提供交流场所，他们在 那里可以畅所欲言，从外交政策到计划生育。正如土耳其北约分析家德格·塞泽(Duygu Sezer)所说，安卡拉“美国中心”无疑为土耳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同美国学者和外交人员，以及在他们内部当面交流关于美国的看法提供了场所。这些机构大多还设有听众席和展览区，参与文化演出。 然而，这些“美国中心”成为20世纪90年代政府草率而短视地削减预算的首批牺牲品 ，它们被降格为信息资料单位，即经过预约且为数极其有限的观众得以进入因特网的场 所。大学生不再来这里做研究、撰写论文，新闻记者与美国专家以及外交官讨论外交、 经济事务的传统地方论坛也不复存在。美国似乎认为，已经不再有必要与外国人进行对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