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门学科在建构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relations)世界的过程中是“同谋的”，不可能存在“价值无涉”、非 规范性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我们的或美国的)构建我们赖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思想范畴 的方式强化了西方力量。我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权力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哪些问题、如何研究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这是个道德问 题，但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将道德规范与学术研究相分离。没有无来源的观点，也没有可 靠的免受道德与权力影响的“纯粹”的学术观点。 我试图通过对“9·11”事件的分析表达这些看法。我确实感到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我 们，应该反省我们的工作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创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而这些 理论支持特定的社会力量，并且毫无疑问地、明确地表现出主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就 这个方面而言，国际关系对这个世界“一家之言式”的述说在多大程度上使“9·11” 成为可能。我们应该自问我们在“9·11”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 工作(著述或教学)同国际事件的关联性。 韦伯与“以科学为业” 在论述“9·11”之前，我要涉及马克斯·韦伯“以科学为业”的论点的本质，以此作 为一个论述的背景。韦伯的论点因把学术与政治相区别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韦 伯认为在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哲学这些学科中，政治必须被排除在课堂 之外。对韦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将个人的公民角色与学者角色相区分的问题 ，也是因为“科学”(广义的定义)的范畴同政治实践有很大的不同。韦伯将它们视做拥 有不同价值的方面，用科学不能解答生活中大量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问题。韦伯的这 一立场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它们最相似之处就是 在学术研究中寻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相应地，学者说他们自己“仅仅”是报告世界政 治，而不是对其有某种规范性立场。因此，呼吁“包含价值”或“规范性”的学术研究 根本上就是奚落学术。 从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开始，在过去的大约50年里，这种观点一直在国际关系 研究中居主导地位。这些观点充斥在行为主义者的研究中。然而，学术研究处于危险境 地。通常来讲，主流的看法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事实”，祛除价值见解。最近这些年 ，在“第三次辩论”中，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产生了许多回应性成果，如后结构主义、女 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作品。并且，这种回应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什么可以被视做合法 的“社会科学”。这种辩论开始的著名的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罗伯特·基欧汉在国际研 究协会(ISA)的主席就职演说。他指出国际关系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理性主义和反思 主义。尽管他承认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做出了重要的批评，“严肃考虑它们的论点要求 我们质疑理性主义的知识霸权”，(注：R.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Westview,p.1 72.)然而他接着解释到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完整的。他认为反思主义学者需要发展 可证实的理论和细致的经验研究，如果反思主义学者没有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就无法评价 他们的研究计划。这种挑战不是针对反思主义研究中的本体论研究，而是在什么是合法 的社会科学的疑问中产生的。 最近，基欧汉和前《国际组织》编委彼得·卡赞斯坦及斯蒂芬·克拉斯纳，一道使理 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新的论战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标志。他们看到了三种建 构主义的替代形式(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并强调把前两者和后现代主义 相区别的重要性：“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现在提供了主要的 辩论的着眼点……(这可能因为)批判性建构主义者(接受了)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愿意公 开参与同理性主义的学术辩论”。(注：P.Katzenstein,R.Keohane and S.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1998,pp.645—685.)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 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统治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就像美国政治学会表明的那样，在改革运 动中，美国学术界逐渐集中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这种方法的核心 假设可简单表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把行为体看做是理性的、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关心行为体内部的互动，研究国家不关心国内政治争论；研究个体 ，不涉及他的心理。理性选择理论家在固定的、事先给定的认同与利益基础上塑造了行 为模式。因为“太吝啬、太节省”，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高产、多 产”。这种方法不关心历史、文化与差异，只关注行为体处于何种博弈之中。这是一种 “暗箱”模式，只关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联性。 现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方法也逐渐成了主导方法。这种方法完全是一种可用的 方法，但这只是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可用的方法。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一般 都涉及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因而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比有很大不同。从这一点可以得出 两个结论：第一，理性选择理论只是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方法，不应被视做“社会科学 的精髓”。第二，理性选择理论既有长处，也有缺点。明显的缺点就是把利益与认同看 做是既定的，这样只要你接受了过程的第一步，你就必须接受结果。总之，重要的步骤 是塑造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塑造问题被理解为能将一些抽象的概念性表述具体化，如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行为体是自私的”、“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那样的” 。理性选择理论对这些先决的条件是从不涉及的，因为它认为这些条件是适合于理性选 择理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