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论争，其 中第三次论战的双方，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随着两派争论的深入，有朝同 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是两者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二是两者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 ，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三是两者都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诠释性理 论；四是两者研究起点都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它的基本特征；五 是两者都坚持体系理论的研究方向，认为诸如国家和个人层次上的研究无法构成国际政 治理论。[1](P67)但是，两派在国际合作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 府状态(anarchy)下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是国家考虑的主要问题，国际合作很难 实现，即使实现，也很难维持长久。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考虑的主要是绝对获 益(absolute gains)，并确信国际制度的运行可以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从而能 够促使国际合作的经常性发生。可以说，目前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于相对获益和国际合作 的关系。那么，相对获益在国际合作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两者之间是否存 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呢? 一、“相对获益”的提出 “相对获益”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绝对获益”的概念正好相对 。两者的区别在于：假设两国进行交易，甲国从中可以获益X，乙国从中可以获益Y，那 么甲国的绝对获益是X，乙国的绝对获益是Y；而甲国的相对获益是X—Y，乙国的相对获 益是Y—X。 “相对获益”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际社会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在国 家之上没有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不存在一个能够制约各国政府的世界政府，所 以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指出：国际社 会如果有什么本质的经久不变的特征的话，那就是无政府状态。[2](P4)他认为，国内 社会与国际社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国内政治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各组成部分彼 此处于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他部分要服从；而国际政治组成部分之间是 同等的关系，谁也无权指挥，谁也不用服从谁。因此，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无政府 状态的。[2](P104)这是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好注解。新现实主义还认为，在世 界政府出现以前，国际社会就会永远处于无政府状态。 基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新现实主义要求理性国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 时，只能从相对获益的角度去考虑，即要求国家关注自身的相对权力、安全和生存，而 尽力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对实力。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不去关注相对获 益是不可思议的；而那种否认相对获益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则是十分愚蠢的 。[3](P281) 二、相对获益是国际合作的阻力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欺诈和相对获益的关注是国际合作的 两个主要阻力”，[3](P117)而欺诈问题的产生也是出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因此最终是 出于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导致了国际合作更难实现、更难维持和更依赖国家权势。至于 为何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能否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是理性个体国家最为关心的一件大事。在无政府状态 的国际社会中，所有国家都是独立无援的，彼此视对方为潜在的敌人，国家只能依靠自 己来保障安全(即所谓“自助”)。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总会感到不安全，担心被实力更 强的其他国家征服或者消灭，从而导致国家不仅要考虑绝对获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考 虑相对获益。正如吉尔平所说，民族国家沉浸于永不休止的提高或者维护相对地位的斗 争中。[4](P35)对此，肯尼斯·华尔兹作了很好的注解：当面临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时 ，那些对此心存疑虑的国家肯定要问，各国将如何对共同获益进行分配?这些国家不急 于问“大家都能获得利益吗?”而是要问，“谁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两国以2∶1的 比例在对一份预期获益进行分配时，其中一国就会使用不均衡的获益，来执行一项旨在 损害或摧毁对方的政策。只要双方担心对方会把增加的实力用于权力扩张，那么，即使 双方同时拥有大量绝对获益的前景，双方还是不愿合作。[5](P91)因此，国家被看作以 追求相对获益为目标，由此而阻碍国际合作。 其次，国家关注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迈克尔·马斯坦丹诺认为，即使民族国家 不担心它们本身的生存，它们也担心本国权力、能力的衰减和政治自主权的屈从别国， 或将自己暴露在他国的影响之下，最终削弱与盟国或者对手政治谈判的能力。[3](P255 )在国际社会中，理性国家希望在目前合作中获得比对方更多的收益，以便在以后的竞 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担心合作伙伴可能从中获得比自己多的利益，从而在以后 的竞争中利用这种优势打击自己。国家的位置性造成了合作中的相对获益问题，也就是 说，如果一国相信它的伙伴国会实现或者可能实现相对多的获益，那么该国就将拒绝参 加或背离或限制它对合作安排的承诺。[3](P127)如肯尼斯·华尔兹所说，这是因为“ 国家的首要关注并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确保本身在体系中的位置。”[6](P126)因此 ，如果能阻止其他国家实现更多的获益，有时国家会放弃增加本国绝对获益的合作机会 。
